抗日战争时期的根据地概述

发布时间: [2008-12-24 13:18:17]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是日本从局部侵华走向全面侵华、中国由局部抗战实行全面抗战的转折点。此前，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推动和领导下，所兴起的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益猛烈地冲击着蒋介石集团"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毅然发动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此后，随着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辉旗帜，遵照中共洛川会议的英明决策，挥戈疆场，驰骋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进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同友党、友军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经过8年的殊死搏斗，终于取得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完全胜利，一洗近代中国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屡战屡败的奇耻大辱。

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就指出："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1937年8月下旬，中共洛川会议再次强调："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并决定：红军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使游击战争担负起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分析了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四个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作出了中国不会亡也不能速胜，经过长期抗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的正确结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着重指出：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消灭和驱逐敌人、保存和壮大自己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去了依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的需求就失去了来源，人民军队就不能进退自如，敌后战场就不能长期坚持。抗日战争的实践充分证明：开辟敌后战场，特别是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对这场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以及战后中国的走向和前途，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抗日根据地都是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中创建和发展起来的，并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

    1937年11月下旬至1938年10月下旬，是抗日根据地的初创阶段。从卢沟桥事变到1938

年10月27日武汉失守，由国民党控制的正面战场是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担负着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要任务。1937年8月下旬至11月上旬，进入山西的八路军一面派出工作团，协助地方党开展群众工作，建立战时总动员委员会，组织群众团体和自卫队；一面以主力部队配合国民党军进行平型关、忻口和太原等战役。11月13日，太原失守的第五天，毛泽东电示：八路军当前的任务是"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随后，八路军以山西为主要阵地文撑华北抗战，开展独立自的游击战，创建抗日根据地。1938年4月以后，成立不久的新四军各支队，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作战方针，陆续深入华中敌后，实行战略展开，发动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到武汉失守为止，八路军、新四军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共作战1600多次，歼敌5.4万多人；收复了大片国土，初步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山东、苏南、皖中、豫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辖区人口约5000万；八路军由4万多人发展到15.6万多人，新四军由1万多人发展到2.5万多人。

    1938年10月下旬至1941年3月，是抗日根据地的发展阶段。武汉会战结束后，日本侵华的方针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国民党政府，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停止向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逐步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于1938年12月公开降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则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并作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在认真分析形势后，提出进一步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站在自卫的立场，反击国民党军的反共磨擦；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继续争取同国民党保持合作，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八路军主力英勇地保卫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乘敌无力兼顾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华中和华南敌后的游击战争，扩大抗日根据地。至1941年3月，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共作战万余次，粉碎日寇近百次大"扫荡"，在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原有根据地的基础上，又创建了晋绥、冀鲁豫、豫鄂边、皖东北、皖东、皖南、苏中、苏北、豫皖苏、东江、琼崖等抗日根据地。此时，根据地的总人口约1亿，主力部队约50万。

    1941年，4月至1942年底，是抗日根据地的退缩和坚持阶段。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失败告终后，国共关系趋向缓和。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并未改变。加之敌后国民党军大部变为伪军，搞"曲线救国"，致使日军能够集中更多的兵力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1941年，日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9次万人以上、60次千人以上万人以下的大“扫荡”。1942年，进行15次万人以上、62次千人以上万人以下的大"扫荡"。每次“扫荡”都实行"三光"政策，使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条件遭到严重破坏，总面积和武装力量迅速减少。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约50万减为约40万，根据地人口由约1亿减到近5000万，耕地被大量破坏，粮食和牲畜被肆意掠夺，从而造成了严重饥荒。为扭转局面，度过难关，中共中央提出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抗日根据地军民身体力行，在努力改善生存条件、减轻群众负担的同时，同日本侵略者展开更加激烈的斗争，并最终战胜了敌人，使抗日根据地走向新的发展阶段。不到两年，八路军、新四军共作战4万余次，毙伤日、伪军33万余人。

    1943年1月至1945年9月，是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和扩大阶段。1943年3月24日，日本华北方面军下达1943年度《作战警备纲要》，确定将作战重点指向八路军及其根据地，并驱使伪军积极配合。面对这种形势，华北八路军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进一步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巩固抗日根据地，克服困难，积蓄力量，为反攻作准备的指示，决定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按照主力军、地方军、民兵相结合，根据地、游击区、敌占区的斗争相呼应的原则，派出许多武工队、小部队进入敌占区和游击区，打击敌人，锄奸反特，分化瓦解日、伪军，宣传群众，改造旧政权，变敌占区为游击区，变游击区为根据地；配合根据地军民进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积极恢复和扩大根据地。在华中，2——3月，新四军三师粉碎日、伪军1.4万余人的大"扫荡"。3月中旬，四师反击顽军韩德勤部，俘韩以下官兵千余人。3月底，各师全面出击，攻克50多个据点。至此，华中局势开始好转。1944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号召。1945年春夏，各战略区发起更多更大的攻势，攻克和逼退敌军据点800多处，收复县城50多座。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各战略区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以100万正规军和220万民兵，在数千万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向拒不投降的日、伪军举行大反攻，歼敌39万余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座。

在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共产党人杨靖宇等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更加活跃起来，为打击日、伪军屡立战功。虽由于种种原因，于1940年冬相继转移到中苏边境和深山老林，但他们的斗争精神和业绩，将永远熠熠生辉，光照人间。

抗日根据地在远离大后方的长期斗争中，所以能够战胜逆境，度过难关，始终屹立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中流低柱，主要是因为在各级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正确执行了中共中央提出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在武装斗争方面。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贯彻"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作战原则；战略防御特别是战略相持阶段以游击战为主，战略反攻阶段以运动战为主；打击敌人主要是发动游击战，反击顽军主要是实行运动战；把游击战提到战略高度，主要展开于外线，而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敌变我变，集散自如，行雷霆之威，收指臂之效；建立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发动和组织群众支前、参战，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在统一战线方面。把民族矛盾放在第一位、阶级矛盾放在第二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海内外所有心系神州的炎黄子孙，共赴国难，一致抗日。批判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同顽固派斗争时，以有理、有利、有节为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利用顽固派之间的矛盾，择其最反动者予以痛击，不打则已，打则必胜；立足自卫，顾全大局，适可而止，不予穷追。这样，既阻止了顽固派的反共磨擦，又避免了统一战线的破裂，从而达到了以斗争求团结的目的。

在政权组织方面。原有的中国政权未被敌人破坏的，则在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已被敌人破坏的，则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上加以恢复和改造。1940年3月以后，各抗日根据地在民选的基础上相继建立了"三三制"民主政权(即政权人员按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1/3)。新政权建立后，陆续制定了施政纲领和条例，使根据地的建设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在土地政策方面。从1939年冬开始，实行减租减息。减租，即把原租额减少25%；减息，即年利率一般为10%，最多不超过15%。除此以外的杂租、劳役和各种形式的高利贷一律取缔。这是为扩大统一战线而兼顾农民和地主利益的政策，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但仍动摇了封建统治、削弱了封建剥削。经过减租减息，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为开展大生产运动和促进其他各项经济建设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文教宣传方面。因陋就简地举办了各种干部学校和训练班，培养了一大批党、政、军、群所急需的干部和专业人才。兴办了地方小学和中学以及夜校、冬学和识字班等等，从而使学龄儿童和青少年受到了应有的文化、政治教育；成年人减少了一部分文盲，提高了政治觉悟，增长了知识和才干。创办了许多文艺团体，出版了许多理论著作和抗日报刊，这都为呼唤民族的觉醒、鼓舞抗战的斗志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敌后战场的主体和柱石，抗日根据地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可以说，没有抗日根据地，就没有敌后战场，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也就没有后来迅速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根基和力量。

    抗日根据地是人民军队的可靠后方。有了这个后方，就有了生存的条件、休整的环境、补充的来源、安置伤病员的处所和支持长期战争的保障，才能使部队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当年，各个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积极支前、参军、捐献、交公粮、出民工、设哨卡、传递情报、安置伤员的实际行动，有效地解决了部队的许多困难，安定了军心，振奋了士气。如果没有这个后方，其结果是不堪设想的。

    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的辛战场。从1938年10月下旬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开始到1944年3月，敌后战场抗击着侵华日军的64.5%、伪军的95%；之后，抗击着侵华日军的80%、伪军的全部。从1937年9月至1945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共毙伤日军52万余人、伪军49万余人，俘虏日军6213人、伪军1万余人，投诚的日军746人、伪军18.3万余人。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也作出极大牺牲，指战员伤亡60余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牺牲更大，伤亡600余万人。

    抗日根据地是发扬延安精神的风范。所谓延安精神，概括地说，就是同仇敌忾的爱国精神，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包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已臻成熟的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发祥于延安，陶冶着各个抗日根据地，使一些有识之士耳目一新，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1931年，著名的民主战士、后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李公朴赴晋察冀边区考察后，兴奋地写道：抗日根据地“象征着新中国光明灿烂的前景……形成了一个新中国的雏形。”1941年，美国官方来华的观察者在向其国内的报告中强调说："中国正处在蒋介石向共产党交权的边缘"，"中国共产党人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而是共产党人的"。

    抗日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奠定了基础。第一。在战略防御阶段，正面战场是全国战局和政局的重心，国民党大体上还得人心。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给抗日战争造成了严重困难，国民党大失人心。而敌后战场则始终植根于群众的沃土之中，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勇敢地肩负起主战场的重任，直至最后胜利。共产党、国民党，前者得人心，后者失人心，这就成为战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政治基础。第二，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中国共产党已拥有120多万党员、120多万正规军和220多万民兵队伍，抗日根据地的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这就成为战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物质基础。本来，饱受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迫切需要和平与安定，但南京当局反共之心不死，竟冒天下之大不韪，背信弃义地撕毁"双十协定"，把空前规模的内战强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和人民忍无可忍，奋起应战，终于饮马长江，直捣南京，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从此，中国人民沐浴着灿烂的阳光，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