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的转战历程

发布时间: [2024-08-08 09:19:46]

重庆是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区之一，远离党的革命中心区域，但重庆以其强烈的革命热情和重要的地理特点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战场，成为除陕甘宁以外少数几个三大主力红军均转战过的省级行政区之一。有的创建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有的出色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策应中央红军长征，配合中央红军长征的任务，在巴渝大地上谱写了一曲壮丽的历史篇章。

转战渝东北

1931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10万军队，对洪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由于受左倾错误路线和肃反扩大化的影响，红三军受到重大损失，洪湖苏区和湘鄂西中央分局驻地瞿家湾相继陷落，部队由三万多人锐减到15000余人，被迫仓促突围。红三军经豫西南，翻越桐柏山，进军伏牛山，经陕南到达湖北竹山县、竹溪县，部队分为左、右两路军行动。贺龙随右路红军从湖北竹溪县的桃源、源茂一带越过湖北与四川交界的鸡心岭界梁子一线,于1932年12月15日，翻越大巴山沿川鄂边南下进入巫溪县,“智取一线天，激战七蟒峡”，转战徐家、白鹿、双阳、宁厂、兰英、通城、花台7个乡镇，行程700余里。16日，左路军在关向应的带领下，从湖北竹溪县出发，经桃源、双桥，翻越阴条岭，进入兰英大峡谷，于12月18日在巫溪县通城夏布坪和右路军顺利会师。19日，红三军先头部队分兵奔赴巫山攻占大昌，22日红三军从湖北巴东官渡口一带强渡长江。24日返回湘鄂边鹤峰根据地境内，1933年1月13日南下，攻打桑植成功。从洪湖出发到鹤峰，红三军这次战略转移，历时两个多月，转战7000余里，被称为“红三军小长征”。

巩固根据地

几乎在红三军转战巫溪、巫山的同一时期，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转战川陕边区。1932年12月到达四川东北部。1933年2月，川陕省委、川陕苏维埃政府在四川通江正式成立。同年4月，红四方面军兵分三路拓展根据地，其中一路发展到城口高头坝、冉家坝一线。7月，红四方面军击败川军的三路围攻，力量迅速发展。

1933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在宣达战役期间解放了城口西部大片地区，直抵县城附近。27日上午，红军向开县杨柳关的守敌发起进攻，激战三天三夜，敌仓皇溃逃。11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开始全面反“六路围攻”。12月，红30军经万源白沙攻占八台山，红31军279团经宣汉进入城口。1934年5月初，红33军等部一举攻占通往城口的重镇大竹河，一面继续清剿残敌，巩固阵地；一面抽调熟悉地方工作的干部开展根据地建设和训练地方武装。

1933年10月至1934年8月，红四方面军击败川军的六路围攻，大大充实了红四方面军的实力，使川陕苏区到达顶峰时期。10月底，城口建立县苏维埃政府，并相继建立6个区、21个乡、80个村苏维埃政权，成为川陕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4年6月初，红军解放城口县城。随即，四川军阀刘湘调集大量兵力进攻城口。从6月中旬到8月中旬，红33军和红4军、9军一部在城口人民的支援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与敌战斗数十次，打败了敌人的全面进攻，保卫了苏区。同年9月，城口县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这标志着城口苏区建立健全了完整的苏维埃组织体系。之后，红军在地方游击队、赤卫队的配合下，对盘踞在城口苏区内的地主武装、土匪等反动组织进行全面清剿。

1935年1月下旬，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电令红四方面军“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策应中央红军作战。红四方面军随即发动广昭战役。2月中旬，红军全面撤离城口，党政机关人员随红军长征，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工作于1935年3月停止。3月29日至4月21日，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西进夺取茂县、理番县、松潘等地，开始长征。6月18日，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攻占黔江城

红三军通过艰苦转战回到湘鄂边时，部队减少到九千余人，但夏曦并没有吸取教训，反而认为洪湖根据地的丢失是因为“肃反”不彻底，在1933年2月召开的中央分局扩大会上提出，解散部队的党团组织，撤销政治机关，并进行第三次、第四次肃反，红三军的发展越发艰难，鹤峰苏区相继丢失，红三军再度失去依托。到12月上旬红七、九师会合时，红三军已锐减到3000余人，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12月19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咸丰大村召开会议，决定率领红三军从鄂西向川（渝）东南的黔江、酉阳、秀山、彭水作战略转移，创建湘鄂川黔边区革命根据地。会议期间，黔江“神兵”首领龚昌荣率30余名神兵前来参加红军，编入红三军第二特科大队。龚还向红军提供了黔江县城的相关军事情报。12月22日，红三军从湖北咸丰向黔江进发，当日抵达渝鄂边重镇大路坝，毙敌50多人，俘敌138人，缴枪300余支，机枪5挺，迫击炮三门，并乘胜向中坝挺进。红军在一天之内“行军一百二十里，三战三捷”，顺利占领黔江城，歼敌一个区队和一个营。此战极大地鼓舞了士气，被一些党史专家称为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奠基礼”。第二天，部队即派出小分队配合游击队分赴册山、县坝、舟白、正阳、香山寺等地追歼残敌。为了实现大村会议的决议，红三军还派出侦察人员，作好攻打彭水、进攻酉阳的准备。

但由于国民党的疯狂反扑，29日，红三军主动撤离黔江，折回活龙坪。红三军在转移时，留下花顺涛、刘汉卿等骨干力量在黔江组织游击队，牵制敌人。1934年1月3日，红三军攻下利川县城后，又兵分两路进入重庆境内，一路到万县柏杨场（现属湖北利川），一路到石柱游击，8日，贺龙率九师进入石柱城郊，在猫圈坡一带休整一个星期。组建鄂川边游击队，后来将其与利川游击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鄂川边游击总队，短短几个月，发展到一千多人，成为鄂川边一支重要革命武装。４月，花顺涛等领导的游击队与鄂川边游击总队合编为鄂川边红军独立团，由刘汉卿任团长，花顺涛任政委。此后这支部队又被编为红二军团第五师第十三团，刘汉卿任团长，陈世才任政委。

坐镇南腰界

红三军退出黔江后，由于正在进行所谓的“清党”，加上弹药缺乏，给养困难，在湘敌的围剿下，遭受很大损失。部队失败情绪严重，军心动荡，处于难以应敌的状态。贺龙和关向应力主攻打酉阳、秀山，把川鄂边创造成为游击中心区域。4月14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利川十字路召开会议，决定继续坚持“大村会议”决议，向酉、秀、黔、彭方向发展，举兵攻打彭水。

5月5日，红三军从酉阳大坝出发，到木叶后兵分两路，于当晚会合于马喇湖。5月6日凌晨，红三军离开马喇湖，翻过北溪盖，从濯水河坝阿蓬江边的黄泥坨渡口摆渡过河。当晚，红三军来到水车坪。7日，在水车坪大皂角树下召开了全军攻打彭水的誓师大会。8日拂晓，红三军抵达彭水县统境关，出敌不意迅速攻占彭水县城，消灭川军一个营。

鉴于渝东敌人力量的加强和“彭水背山面水，易攻难守”的地理条件，红三军主动撤出彭水，于5月10日西渡乌江。14日进入贵州后坪县属的塘坝地区。6月1日，攻占沿河县城。６月４日进至酉阳南腰界一线。

南腰界地处川黔边界，与秀山、松桃、沿河、德江、印江毗邻，战略地位重要，且境内层峦叠嶂，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粮食富足，在军事上有广阔的回旋余地，红三军首长研究后决定以此为大本营，开辟川黔边革命根据地。

红三军在安排好大本营建设的基础上，派出部队东征秀山、松桃、南攫沿河、印江，开拓根据地，派出政工干部前往川鄂边指导各地工委和石柱、黔江、利川、咸丰、宣恩等县的游击战争，使渝东南、川黔边和川鄂边连成一片。6月19日，红三军到达德江枫香溪，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此召开会议，决定建立包括酉阳、秀山在内的黔东特区，恢复红三军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这是红三军的一个伟大转折。6月24日，贺龙率部回到南腰界。

8月1日，成立南腰界区革命委员会。在此前后，黔东苏区共建立了17个区革命委员会，100余个乡苏维埃政权，根据地纵横100余公里，人口达20万，建立了五个独立团、33个游击大队，结束了红三军两年来无根据地作战的困难局面。其中，酉阳、秀山、松桃的游击队被合编为川黔边独立团，该团先后在淇滩、大石墩、谯家铺、倒马坎、大坝祠堂等地，配合红三军主力参加了大小二十多次战斗。9月，该团与沿河、印江、德江独立团及收编的神兵合编为黔东独立师，由贺炳炎任师长。期间，还发生了南腰界伪团总冉瑞廷和儿子冉崇侯残杀红军留守人员、伤病员和游击队员事件，9月12日晚，红三军对南腰界大坝祠堂发起总攻，冉崇侯在逃跑途中被击毙。

策应党中央

1934年7月，中央军委命令红六军团作为红一方面军长征先遣队突围西征，转移到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并同红二军团（红三军）取得联系。8月7日，红六军团9700余人由江西出发，经过两个多月的远征苦战，击败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进入黔东地区。部队行至贵州石阡县甘溪时，遭到桂湘黔三省敌军突然袭击，三个师六个团几乎全被打散，部队减员到3000余人，处境十分危险。

对于这些情况，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领导人并不知情。10月上旬，贺龙在南腰界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萧克所部向川黔边运动的消息，在派出几支部队分赴秀山、沿河、印江的同时，13日，贺龙亲率手枪队和侦察队寻找和接应红六军团，24日，两军领导人在贵州印江县木黄会面，26日下午，两军所属部队先后到达南腰界，任弼时以中央代表身份召集两军领导人召开会议，并电告中央，中央回电同意，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两军团暂时统一行动，由二军团代行指挥职能。2７日下午，两军团在南腰界猫冬大田举行了庄严热烈的会师庆祝大会。

彼时中央红军已开始战略转移，为策应党中央，红二、六军团于28日凌晨开始向湘西挺进，30日进逼酉阳县城，11月3日进入湖南招头塞，11月7日占领永顺县城，16日在永顺十万坪打垮湘西军阀陈渠珍3个旅，俘其旅参谋长以下2000余人。继乘胜攻克永顺、大庸、桑植、桃源、慈利诸县城，包围常德，威震岳阳、长沙。红军二、六军团的湘西攻势，迫使敌人将追击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前线总指挥何键及其所属３个师由通道调向沅陵。蒋介石从1935年2月起调80余团兵力，对湘鄂川黔苏区部署六路“围剿”。4月底，红二、六军团转入战略反攻。6～8月初，红军连续在忠堡、板栗园、芭蕉坨等地与敌激战，歼第41师师部和1个旅；歼第35师，击毙师长谢彬；击溃陶广纵队约10个团，胜利结束了反“围剿”的第二阶段。红军乘胜展开战略反攻，至8月底连续占领澧州、津市、石门、临澧诸县市，直到洞庭湖西部富庶地区。1935年11月19日，退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7月2日，到达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7月5日，与红军第32军一起组成红军第二方面军。

拱卫遵义城

1935年1月，中央红军避开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胜利突破乌江，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城，并在此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为了保卫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1月10日，红一军团第一师在政委刘亚楼指挥下，先后攻克娄山关、贵州桐梓县城。随即，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继续向贵州新站、松坎方向挺进，近逼川黔边境处的綦江，以防止国民党大部队从川南进入，对遵义构成威胁。

1月15日，红一师二团在团长龙振文、刘瑞龙和政委邓华的率领下，进驻綦江县羊角乡枫香树、大垭口、红稗土，扼守瑶龙山下川黔交界的酒店垭关隘，监视驻扎在綦江九盘子、贵州酒店垭一带的川军二十一军模范师第三旅廖海涛部队和驻扎川黔边界的川军二十一军模范师第四旅潘佐部队的行动。16日，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占领松坎。同日，红二师六团与一师二团联合作战，占领酒店垭，阻止川敌南进。随即，红一师二团驻守綦江羊角，二师六团驻守酒店垭，形成遵义北部最后一道防线，并大造进攻綦江、重庆的声势，与刘湘二十一军廖海涛部和潘佐部队形成对峙状态。1月17日，观音桥战斗打响，红二团完成袭击九盘关川军任务。红军进入綦江的突然军事行动，抢先占领了川黔战略要地，使蒋介石和川黔军阀惊恐异常，打乱了他们欲阻红军于綦江之外的图谋，使之不敢轻举妄动。

1月17日至20日，红一军团大部队在松坎休整四天。21日早，红一军团直属队和第一、第二师8000多人，在周恩来、董必武以及军团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等率领下，以红一师作前卫，红二师作后卫，从松坎出发，经箭头垭和黑镜塘，于当天下午到达石壕。当日上午，红二团也奉命从羊角场出发经箭头垭赶往石壕方向。红军驻扎石壕期间，一部分留在石壕场宿营，一部分由石壕群众杨少荣带路继续前进，驻扎在石壕的李汉坝一带。

中央红军长征转战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曲。为中央红军实现伟大转折提供了重大保障和支持。1月22日凌晨，红一军团从石壕出发，经梨园坝向贵州温水、良村、东隍等地进军赤水。当四川军阀部队尾随追击而来时，红军已“一渡赤水”。此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奇袭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于1935年10月到达陕甘根据地，胜利完成了伟大的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