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华:南方局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发布时间: [2008-12-24 10:49:29]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迫于全国人民要求抗战的呼声和日寇对我东南地区大举进攻的威胁，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关于团结抗战的主张，宣布实行自卫抗战。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以及蒋介石的谈话，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局面。
为了履行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9月，组成战时序列第18集团军。10月，分散在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为军长。同时，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些地方设立办事处、联络通讯处等。
1938年1月11日，－重庆机房街70号建立了办事处。身兼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中共代表周恩来、18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秦邦宪、陈绍禹、邓颖超等先后到重庆。
为了动员全民参加抗战，为了推动国统区的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12月18日，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撰写评论《论今后敌人的动向》从政治上、军事上分析了抗战相持局面到来的趋势；12月18日、20日《新华日报》在重庆各区同时举行声势浩大的“义卖献金日”活动；39年1月周恩来、邓颖超在沙坪坝南开中学参加校友会，周恩来应邀在会上就统一战线、抗战形势与前途及青年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责任等问题作了长篇发言。
1月7日，周恩来到重庆市重属联中就抗战形势和坚持持久战问题作了演讲，并题词：“伟大的抗战时代，不要使他空空过去。青年们，要努力学习，学习，再学习！”
1月13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南方局，批准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为南方局常委，以周恩来为书记，机关设立在重庆。南方局管辖华南、西南各省。由于南方局是秘密机关，与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合署办公。
1939年日机大轰炸，机房街70号八路军办事处被轰炸后，南方局和八办另找办公地址。在红岩革命纪念馆里保存着一分文件档案，这是重庆地下党特委书记廖志高为南方局寻找办公地点的一分报告：
“饶国模，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饶国粱的妹妹，本人思想上进步，同情革命，支持共产党。其大哥饶国栋，老同盟会员，后转国民党，现时在重庆大足县党部任职。其丈夫刘国华，国民党员，历任长寿县长、刘湘经济顾问等职，有过同情革命的履历，自刘湘受蒋介石排挤后，即去职，情绪消极，花天酒地，不再热心政治。其弟饶国材，一九三六年在成都加入我党；饶国材女友饶友瑚、家侄刘文化，抗日战争爆发，也在上海、成都先后加入共产党，系我党新发展的党员。饶国模、刘国华的婚姻，实际上名存实亡。红岩嘴农场，地处市郊，宽敞偏僻、安全、无干忧。无论租借现房或新修住房都极方便，且有较好的两面政治的掩护色彩。是否以此为目标解决南方局机关住址，请组织考虑。”
从1939年5月3日，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中央南方局搬进红岩农场后，红岩这个名字就紧紧地同中国革命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中央派驻在南方国民党统治区的代表机关，是国共两党联系的枢纽和中国共产党同国内外各方面人士直接交往的主渠道。
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的根本任务，在抗战时期是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遵循“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贯彻“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坚持国共合作，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解放战争初期，是高举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发展壮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
一
1938年12月12日，蒋介石会见王明、博古、董必武、吴玉章等中共参政员，拒绝了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处理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跨党解决办法，而坚持其将国共两党合并为一个大党，以他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的主张。他说：“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对于蒋介石的这一“溶共”主张，王明、博古等当即予以严辞拒绝。
1939年1月20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前夕，蒋介石又约见周恩来。重提统一国共两党之事，并要求将其意见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于1939年1月25日为国共关系问题致电蒋介石，明确表示：“共产党诚意的愿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但共产党决不能放弃其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其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同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上述电报转交给蒋介石，同时复信给他，希望改善两党关系，减少摩擦，贯彻合作到底。既拒绝了蒋介石的“溶共”主张，又表明了合作诚意。
1939年冬至1940年春，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民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1940年3月，蒋介石在全国军以上参谋长会议上颠倒黑白，反诬八路军“游而不击”、“袭击友军”，“破坏抗战，制造摩擦”。叶剑英据实争辩，力破谎言，揭穿了蒋介石借此再次进行反共军事摩擦的阴谋。同时，为了团结抗战，中国共产党相忍为国，建议两党进行谈判，共商抗日救国大计。谈判初始，周恩来即向国民党方面递交中国共产党关于解决目前危局，加强团结抗战的提案。国民党代表却于7月16日以最后决定方式提出《中央提示案》。提出取消陕甘宁边区；缩编八路军、新四军；限制其防地，并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之内开到黄河以北，不得越地域作战。两党代表为此发生了严重争论，并于9月初停止谈判。
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蓄谋制造的围歼新四军9000余人的皖南事变发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随即发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审判”军长叶挺的“一·一七命令”，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发生后，南方局全面分析了当时形势，认为存在着两种可能：一是国共合作完全破裂；二是国民党尚不敢全面反共，在经过我们斗争之后，国共两党可能继续维持合作抗日关系。并做出了从最坏的可能准备，争取最好结果的全面部署。根据对形势的分析和工作需要，周恩来向中央反复力陈自己的意思，经中共中央同意，决定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率领一批干部坚持留在重庆工作，叶剑英率部分干部回延安。这一重大决策，保存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工作的指挥中心和国共联系的主渠道，对继续直接同国民党中央当局打交道，维护国共合作，巩固发展国统区党组织，团结各方面抗日民主力量，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起了重要作用。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诬蔑中共领导的军队是“军阀”，抗日根据地是“封建割据”，声称这是今后中国之命运要解决的“主题”。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告解散。周恩来于6月4日致电中共中央，根据南方局对共产国际解散后国内形势的分析，预料国民党将利用这一时机加强反共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压迫，并提出加强宣传、统战等各方面工作的相应对策。七八月间，蒋介石果然再次掀起反共高潮。一方面发动宣传攻势，声称“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妄图从政治思想上动摇中国共产党；同时先后调集四五十万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并作了几十次试探性挑衅进攻，力图以军事压迫逼中共就范。由于中共中央准确地判断形势，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公开揭露了他们的阴谋，南方局配合边区的自卫斗争在国统区发动了卓有成效的政治攻势，争取了国内外各方面对国民党的反共活动施加压力，从而，迅速有效地遏制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这次反共高潮。1943年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不得不声明要用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国共关系再次趋向缓和。
自1939年初南方局正式成立至抗日战争胜利的长时期内，在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不断制造摩擦和反共事件的艰难危险条件下，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用最大的精力不断地同国民党当局打交道，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合作的诚意；同时配合根据地的武装自卫斗争，与国民党的反共分裂活动进行坚决而又有分寸的斗争，挫败了顽固派掀起的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迫使他们不得不一次次坐下来谈判。从而，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挽救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由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危机，保持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对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二
南方局成立后，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了交友工作。对于在民族危亡中反映最敏感的文化知识界的先进人士，南方局十分重视。周恩来、董必武经常与他们交往，共商抗日民主大计，并通过知识界一批有学术专长、在海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党员骨干和党外先进分子广泛联系各地、各界朋友。特别是通过由周恩来实际领导、郭沫若具体的负责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团结、聚集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使之成为国统区文化和知识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力量。对于其他各界、各方面的人士，南方局也通过各种形式，利用各种关系同他们建立了密切联系。
1939年9月，在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期间，中共参政员与参政会中的中间党派、团体和无党派人士之间进一步加强了联系和配合。会前，董必武与他们多次会商提案；会议期间，经过共同努力，使会议通过了请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以及声讨汪精卫叛国投敌等提案；会后，国统区掀起了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的高潮。1939年10月，董必武又积极帮助沈钧儒、邹韬奋、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以及青年党、民社党负责人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将参政会中热心国事，主张团结抗战实施民主宪政的人士初步组织起来。
1940年3月毛泽东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后，周恩来随即多次召开南方局会议，传达中央的指示，并就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事件应采取的方针和策略等问题作了一系列讲话，强调要切实加强对中间势力的统战工作。这一时期，周恩来、叶剑英在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交涉的同时，与博古等一起频繁地会见中间党派的负责人，商谈时局问题；广泛地同国民党内的抗战派、元老派、黄埔系爱国将领以及地方实力派人士交谈，共商制止顽固派挑动内战的办法。通过这些活动，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争取了中间势力的中国共产党共同进行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斗争。
皖南事变之后，南方局进一步动员所属党组织，依靠广大党员和党外先进分子大力加强对中间党派、民族工商界、宗教界以及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等各方面的工作，使得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得到更加广泛而深入的发展。
抗战期间，一贯坚持革命，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元老中的先进代表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谭平山等继续同中共同舟共济，患难与共，坚决主张团结抗战到底，反对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对他们，周恩来等引为同志、知已，十分尊重，经常征询他们的意见，依靠他们开展对各个方面的工作。宋庆龄在香港创办的“保卫中国同盟”向全世界和海外华侨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并在人力、物力上积极支援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武装斗争。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加强了专制独裁统治。在当时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为了有组织地对国民党上层人士进行工作，周恩来提议由一部分中共党员、爱国进步人士、国民党民主派以及一些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较高幕僚职务的进步人士，组织成立一个秘密政治工作团体，以配合南方局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经王昆仑、王炳南、许宝驹、屈武等筹划酝酿，1941年夏，在重庆秘密成立了中国民族大众同盟。一年后改称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习惯称“小民革”）。该同盟自成立至1949年宣布结束，盟员由几十人发展到200多人。除重庆外，在西安、成都和北平沦陷区也建立了组织，分别开展工作。同盟成立后，从政治见解到具体斗争行动始终与共产党保持一致，在具体政策和作法上处处同共产党紧密配合。它的不少成员后来成为一些民主党派的重要骨干。他们所进行的革命活动，对于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壮大进步力量，团结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派，以至对于动摇国民党的独裁统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民党在逐步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同时，对抗日民主力量的压制也步步加紧。1940年12月，国民党改组国民参政会，取消了张申府、章伯钧、杜重远、章乃器等参政员资格。大批国民党反共分子进入国民参政会，参政会被他们左右，进步性日益消失。
在变化了的形势下，组织松散的“统一建国同志会”已不能适应需要。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张君劢、左舜生等多次秘密集会，酝酿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团结中间党派进行争民主反内战活动。他们与周恩来会谈，要求中共给予支持合作，共同抵抗国民党的压迫。周恩来、董必武对此极表赞赏，坚决支持。在南方局的帮助下，通过救国会中人士的积极工作，第三党、青年党、国社党、职教社、乡村建设派等三党三派的领导成员经过酝酿、筹备，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特园秘密召开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
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原在香港的一部分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陆续到达桂林。在南方局的帮助下，李济深、何香凝派人同冯玉祥、龙云以及广西、湖南、广东等地的地方实力派取得联系，争取一致行动。这些活动，为以后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的成立奠定了基础。1943年2月，在南方局的支持下，谭平山、王昆仑、陈铭枢、杨杰、郭春涛、朱蕴山等在重庆又在国民党内发起组织成立了民主同志座谈会。它以经常性的时事座谈形式，联系团结国民党上层人士，抨击国民党的反动政策。1943年9月，该会定名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4年上半年起，便开始以“民联”名义吸收成员，开展活动。以后，“民促”、“民联”成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重庆的部分自然科学界人士，早在1939年春就建立了不公开的组织自然科学座谈会。它的成立和活动，始终得到周恩来的指导和帮助。《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同座谈会成员保持经常联系，《新华日报》的《自然科学》副刊由座谈会成员负责编辑。这个座谈会对宣传科学，团结自然科学工作者起了积极作用。1944年底，在周恩来的倡导下，许德珩、潘菽、黎锦熙、劳君展、涂长望、张雪岩、诸辅成、税西恒等发起组织民主与科学座谈会，不久改名为民主科学社，成为爱国的科学工作者的政治组织——九三学社的前身。
1941年11月14日，在冯玉祥六旬寿辰之际，《新华日报》特出专刊祝贺。周恩来撰写专文，高度评价了他的革命活动。即使对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周恩来也以广阔胸怀尽力争取。经过长期、细致的工作，周恩来与张冲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皖南事变后，张冲积极调停国共关系。1941年11月，张冲病逝，《新华日报》发表悼念文章，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钱之光、潘梓年等出席追悼会，周恩来并致送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这件事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影响很好。张治中一贯主张国共合作，抗战建国，反对内战，在国共谈判中起了积极作用。他是周恩来的知心朋友、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
1941年至1943年的几年中，周恩来广泛、频繁地会见文化知识界朋友，给他们指明政治方向，鼓励他们努力从事科学研究，关心他们的生活，发生危难时及时予以帮助，并反复教育党员干部正确执行统战政策和学术理论政策等等。从而，在进步文化界中创造了一个方向明确、学风正派、同舟共济、脚踏实地的研究环境，并培养锻炼出了一支坚强的革命知识分子队伍，冲破国民党文化专制统治，使进步思想文化在国统区占了优势。
对于民族工商界，1940年冬，南方局经济组成立后便与之建立了广泛经常的联系。并不断通过《新华日报》反映他们的呼声，抨击官僚资本的掠夺。周恩来曾先后见了胡子昂、胡厥文、古耕虞、刘鸿生、康心之、康心远、康心如、范旭东、吴蕴初、余名钰、吴晋航、卢作孚、吴羹梅等工商界著名人士，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并希望他们联合起来，抵制官僚资本的掠夺、支援抗战，有利民生。
南方局还通过廖承志、潘汉年等领导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进步团体、党外进步人士同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保持着广泛接触和联系。皖南事变后，南方局还组织由重庆、桂林等地撤退到香港的夏衍、茅盾、宋之的、章泯、叶以群等文化、新闻界著名人士建立了对外宣传据点，进一步加强了对华侨的工作。
南方局对宗教界著名人士的工作也十分重视，如对吴耀宗，周恩来、董必武等于1941年和1943年两次同他进行了长谈。详细介绍了国内外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和中共的宗教政策。对动员基督教群众参加抗战起了积极作用。
四
“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这是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志士在恶劣艰险的政治环境中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一个战斗原则和显著特点。红岩精神的最大吸引力和感染力也在于此。处在国统区的南方局的负责同志都是以中共代表或国民参议员的公开身份同国民党中央当局打交道，面对敌人的各种方式、各种手段，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保持“荷花出于污泥而婷婷玉立”的精神气度，与国民党保持国共二次合作局面，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形成第二条战线奠定了基础，为解放战争胜利和新中国建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无论是在抗日战争中遵循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到解放战争中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南方局始终坚持“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的原则，绝大多数同志表现出了崇高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经受住了严酷斗争的考验，做出了贡献，不少共产党员和党外革命志士还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红岩精神是中华民族昂奋达观、坚毅不拔、弃旧图新、勇于奉献精神的延伸、沉淀和升华。红岩精神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伟大气节的集中体现，是对人生最大的理性认识。
红岩，又名红岩嘴，即现在的红岩村，解放前是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住地。在周恩来、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长期战斗在国统区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国统区，南方局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路线政策，紧紧地推行统一战线的工作方针，团结各阶层的人士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在打退国民党反动派多次反共高潮中勇敢战斗，积极工作，前仆后继，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