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兵:军统重庆集中营史实初探
发布时间: [2008-12-24 10:49:59]
白公馆原是四川军阀刘湘部下白驹的郊外别墅，白驹以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后人自居，用白居易的号“香山居士”中的“香山”将其别墅取名“香山别墅”并将这四个字刻于大门门楣上，人们习称白公馆。
白公馆看守所成立于1939年秋，是国民党军统局局本部直接管理的看守所。据军统局自编《十年大事纪》载：“4月（民国28年）在重庆成立临时看守所。10月28日，临时看守所在歌乐山下觅定地址。”1938年，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军统局也随之西迁，在市区枣子岚垭建局本部，并将重庆望龙门西湖会馆改为看守所，直属特务总队。由于望龙门看守所地方小，离街近，不利于保密，因此，在1939年4月，戴笠命原南京皮巷看守所长侯子川在小龙坎枣子堡设临时看守所，接收从望龙门看守所转移囚禁的“人犯”。1939年5月，为躲避日机轰炸，军统局以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名义，把磁器口、五灵观、缫丝厂一带民房强占，将这里作为军统局乡下办事处，将部分人员迁往这里办公。不久，戴笠亲临现场查看，并决定把歌乐山下白驹的公馆改设看守所，将军统重庆临时看守所由枣子堡迁入，将大门终日封闭，另开一小门进出，原别墅用来贮存物品的地下室被改作为地牢，原防空洞被作为刑讯室，命侯子川为所长。
抗战时期的白公馆看守所，为过渡性的看守所，受戴笠和军统局司法室直接领导。仅设所长一人，另有传令兵、事务员和医官，警卫工作则由特务总队派人负责。所关人员，一般为侦讯期中的临时拘押或短期徒刑，绝大多数都由望龙门看守所汰选后送来，在这里，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关押、侦讯，一部份军统违纪分子或有变节行为的人，则可以办清手续开释，而对于坚持不屈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或者被判处“无期徒刑”、“长期监禁考核”，或者死刑待决，则多于每年的军统成立纪念日，自白公馆解往贵州息烽监狱。因此，在军统局内部，有望龙门是“小学”，白公馆是“中学”，贵州息烽监狱是“大学”之称。而对于革命者来说，白公馆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要么经不住酷刑的折磨或高官厚禄的利诱，甘当叛徒，从狗洞子里爬出；要么就是从容就义或是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愿把这牢底坐穿。
1943年，“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大批美方人员来华，为了解决这些人的住宿，军统决定将看守所由白公馆迁往附近的渣滓洞，白公馆则作为“中美所”第三招待所。
抗日战争结束后，白公馆又作为军统局特别看守所，囚禁人犯为一些大汉奸、外侨和军统违纪分子，臭名昭著的汉奸周佛海、罗君强、丁默？在1946年5月至7月曾被囚于此。
1945年8月国共重庆谈判和1946年1月旧政协会议在重庆召开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反对专制独裁的人民民主斗争波澜壮阔，要求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的呼场不断高涨。蒋介石不得不下令撤销一些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并将军统局改名保密局，隶属国防部。7月，息烽监狱撤销，8月，望龙门看守所撤销，两处人犯转禁渣滓洞，成立保密局重庆看守所，其时，白公馆和渣滓洞同时关人。直到1946年底，渣滓洞关闭，在押人员全部迁回白公馆。
保密局重庆看守所成立后，受保密局直接领导，归保密局第六处（司法处）指挥，保密局重庆站监督。1948年秋，保密局西南特区成立，该所除由保密局直接领导外，并由西南特区监督，实际负责指挥监督该所工作的是保密局西南各地区副区长兼督察室主任周养浩。该所组织有所长、副所长、法官、事务员、看守员、管理人员七八人。警卫工作由交警队负责。所内除由所长兼主任法官外，另由局本部司法处委派驻所法官一人，执行“审讯与管理合一”的职能。
保密局重庆看守所历任所长为丁敏之、郭文翰、周铁生（代）、张鹄、陆景清。副所长有杨丘山、谢旭东（兼），驻所法官周铁生，看守长是著名刽子手杨进兴。其变迁情况如下：
1946年9月，保密局派丁敏之为主任法官兼看守所长；1947年春，派郭文翰接替丁敏之任主任法官兼看守所长，杨丘山为副所长，改行动组为看守组，由杨进兴充任看守长，同时增派驻所法官一人，由保密局派周铁生担任；1947年秋，郭文翰去南京，看守所暂由周铁生、杨丘山共同负责，不久，郭、周调离，由张鹄继任所长；1949年3月，张鹄接替龚国彦出任看守杨虎城将军的特务队长，由陆景清继任所长，直到重庆解放时溃逃。
保密局白公馆看守所关押的人员，主要是原贵州息烽监狱和重庆望龙门看守所撤销后移送来的，都是一些老案子，如1934年在北平被捕的打入“蓝衣社”特务组织的地下党员韩子栋（《红岩》小说中疯老头华子良的人物原型，1947年8月18日成功越狱）；1939年被捕的东北军抗日爱国将领黄显声；1940年被捕的川东特委青委委员许晓轩、共产党员谭沈明、国立六中的学生李仲达、石作圣、冯鸿珊、陈河镇、苏文玉六人，其中苏文玉后来获释；同年在重庆被捕的王振华、黎洁霜，王振华曾参加托派，在狱中长期受到共产党人的影响，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积极参加狱中的斗争，他和黎洁霜本是恋人，在息烽监狱却被分开关押，虽近在咫尺，犹隔天涯，1947年转押白公馆后，经过二人及难友们的斗争，终于结为夫妻，并在狱中生了两个小孩，一个名叫小华，另一个取名幼华，不幸的是，他们一家四口在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中全部遇难；1941年被捕的《西北文化日报》社总编共产党员宋绮云及妻子徐林侠和幼子宋振中（即小萝卜头）；“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政工干部文泽；1935年在南京被捕的原蒋介石贴身侍卫长何仲甫；军统违纪分子白银山、陈为诚、刘笃一：蒙奸奇丕彰；原特务头子康泽的机要秘书张碧天。另外还有国民党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即渣滓洞看守所寄押于此的二十多人，他们是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刘国志、北区工委书记王朴、上川东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的领导人邓兴丰、民革西南地区的负责人黎又霖、周均时、周从化、王白与、李宗煌和因民革武装被破坏而被捕的杜文博、杨其昌、尹子勤、周绍轩等。
在白公馆看守所，还关押有两名外籍政治犯，他们是苏联工兵上尉辛可夫和瑞士籍人米乐斯。辛可夫是1945年秋被捕的，当时，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派辛可夫到察哈尔张北县附近侦察地形，被傅作义部捕获，囚于第十二战区长官部，不久解送北平行辕。苏联大使馆获悉辛可夫被捕后，曾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国民党一面矢口否认，同时军令部命北平行辕将辛送往重庆关押于白公馆。因不堪虐待，他于1947年越狱，当跑至小龙坎时，被看守长杨进兴带人抓回，改囚于松林坡原戴笠警卫室。在苏联大使馆的再三追问下，1948年10月，由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派西亚司秘书朱士熊持外交、国防两部会签命令来渝，指示释放辛可夫，由徐远举派总务课长安国华会同朱士熊，用空军飞机将辛可夫送往兰州，交由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遣送回国。
米乐斯抗战初期来华，被军统视为“嫌疑分子”而加以逮捕，先是关押在贵州息烽监狱，经过长期侦讯，未获“罪证”，即被提到“教务所”作“工作修养人”，后转到重庆白公馆，不久即获释放，因他会说一口流利的俄语，行辕二处认为可利用他作反苏情报工作，徐远举将他要去试用了半年，但是米乐斯本是一浪人，在这半年时间里，除偶尔去办公室应卯，剩余时间都在外面日嫖夜赌，还假借外国人的身份，在社会上招摇撞骗。徐远举大失所望，于是发给他几个月薪水，外加一张到上海的飞机票，将其打发回国。
渣滓洞原是一人工煤窑，因煤少渣多而得名。它是1920年由商人陈尔昌创办的。陈尔昌的祖父是商人，置办了大量的田产，死后，陈尔昌变卖国地，在磁器口开了“德记”字号，相当于钱庄，吸纳资金，并用这些资金办了很多实体，渣滓洞煤窑就是其中之一。
1943年，中美合作所成立，大批美方人员来华，为了解决来华美方人员的住宿，军统局把白公馆作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强行霸占渣滓洞，将其改为看守所，将关押人员全部迁往渣滓洞。
渣滓洞看守所分内外两院，外院是特务办公室、刑讯室和后来的医务室，外院的墙上涂有专供特务看的训词：“长官看不到、想不到、听不到、做不到的，我们要替长官看到、想到、听到、做到。”“命令重于泰山，工作岗位就是家庭。”还有《中国国民党党员守则》，一共十二条：“一、忠勇为爱国之本；二、孝顺为齐家之本；三、仁爱为接物之本；四、信义为立业之本；五、和平为处世之本；六、礼节为治事之本；七、服从为负责之本；八、勤俭为服务之本；九、整洁为强身之本；十、助人为快乐之本；十一、学问为济世之本；十二、有恒为成功之本。”
内院由牢房和放风坝组成，放风坝西侧有三间平房，其中一间为看守人员办公室，另两间为女牢，1949年上半年前，女牢门面向放风坝开，从下半年起，国民党在战场上连连失利，局势紧张，为防止男女牢串通消息，将原牢门堵死，改向特务外院开门。循放风坝拾级而上，为一幢木结构的两层楼房，是为男牢，楼上编为“和”字一至八号，楼下为“平”字一至八号，共十六间。曾有一段时间，“平”字一至四号为“优待室”，这是特务故意玩弄的花招，是企图分化革命者团结的阴谋。所谓“优待”，不过是早上六点开锁，至下午五点前不锁房门，放风、上厕所不受时间限制而已。为了瓦解革命者的斗志，所方还在放风坝围墙上写有“劝降”的标语：
“政府痛惜你们背道而去，极望你们转头归来。”
“迷津无边，回头是岸；宁静忍耐，毋怨毋尤！”
“青春一去不复还，细细想想：认明此时与此地，切莫执迷。”并配有“回头是岸”壁画。
抗战时期的渣滓洞看守所（1943——1946年），实为白公馆看守所迁往新址后的异名。它的组织、人事、“人犯”来源同在白公馆时基本一致。所长变迁情况：从1943年至1945年10月，由侯子川任所长；1945年10月至1946年春，丁义质继任所长；1946年春，丁义质调湖北，张少云继任所长。同年7月，贵州息烽监狱、重庆望龙门看守所撤销，很多革命者被枪杀，部分军统违纪分子被开释，其余的则和渣滓洞合并，成立保密局白公馆看守所，年底，所押人员全部迁回白公馆，渣滓洞也一度闲置。
1947年12月，渣滓洞被作为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又旧店新开。关押的第一批人员是在当年“六一”大逮捕中被捕的20余人。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47年2月查封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国共和谈彻底破裂，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伴随着内战的不断深入，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米珠薪桂，民不聊生等问题日益显露。广大民众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5月，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在全国兴起。5月4日，上海各学校学生举行反内战、反对物价高涨与官僚资本投机操纵的游行示威，并迅速扩展到北平、青岛等地。5月20日，京沪苏杭地区16所专科以上学校5000余名爱国学生，冲破军警阻拦，在南京举行“抢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学生们高呼“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向国民参政会请愿。同一天，北平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上海、天津、重庆、福州、桂林、济南、长沙、昆明等地的爱国学生也通过罢课、游行等方式参加斗争。全国各地学生积极响应华北学生倡议，决定在6月2日举行“反内战日”总罢课游行。国民党当局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抢在“反内战日”总罢课游行之前，即6月1日统一行动，取缔一切爱国民主活动，并出动大批军警宪特，对全国新闻、教育、文化、出版、工商等各界进步人士及学生骨干展开大规模的逮捕，这就是“六一”大逮捕。“六一”大逮捕为全国性统一行动，据事后报纸公布，青岛逮捕152人，郑州捕百余人，成都68人，贵阳、广州各若干人，武汉9人，有3名大学生在这次行动中被枪杀。重庆被捕人数达260多人，居全国之首，被捕人员大多关在罗家湾原军统局本部“漱庐”，少数关在警备部和广播电台。人言“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国民党的暴力政策，不但未能扑灭群众的斗争之火，相反，更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不满，他们很快汇入到革命洪流中。重大、女师院成立了“六一事件后援会。”6月9日，在地下党支持下，成立了全市“大中学校六一事件后援会”，又由地下党员陶敬之等发起组织“社会各界后援会”，各阶层展开了大规模的营救活动。当时参加这次行动的有重庆行辕、重庆市警察局、重庆警备司令部、保密局重庆站、中统局西南特区等单位。反动当局原以为凭此，可以把地下党组织一网打尽，不料却适得其反，激起的是更大的民怨。迫于各界的压力，不得不开释部分人员。截至7月，绝大多数已获释放，但在“漱庐”仍有20余人被认为是嫌疑重大，问题复杂，既不能轻易放掉，又不便移交地方法院处理，只好暂解石灰市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看守所关押。
眼看漱庐看守所既告结束，各单位工作人员也纷纷撤走，这批决定长期监禁的“要犯”，[究竟由谁接手？在捕人的时候，各特务机关以为邀功请赏的时候到了，于是纷纷出动，没想到到头来此事倒成了烫手的山芋，于是几个特务机关相互推诿。扯皮了将近半年，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从南京高级情报训练班回来，行辕会报终于通过警备司令孙元良的建议，命令徐远举接管。根据当时全国各地集中营都设“感训队”，办“青年训练班”等情况，于是决定：按国防部下达的“俘虏感训办法”，将这批人编为“感训队”，送往渣滓洞监押看管，对外挂“爱国青年感训大队”招牌。指派李磊为队长，徐贵林为管理组长，以蒋介石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准绳，感召他们成为“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12月15日，仲秋元、唐弘仁、李康、舒年、阳明、龙圣夫、张真民、张怒涛、罗克汀、李文钊、王颖冰、张永昌、周特生、屈楚、杨翱、陈诗伯、蓝又耕、黄三川、易仲康、张现华等20余人，连同早捕的民生机器厂工会理事张国雄、猪鬃工会理事程仿尧、劳协会员汪进仪、傅立志等，全数由石灰市看守所移禁重开的渣滓洞看守所，成为渣滓洞重新开业后接收的首批人员。
第二批人员是1948年4月，四川省特委会将成都、内江在“六一”大逮捕中所抓的孙文石、刘慕宇、刁侠平等13人解来，值此，渣滓洞关押人员近半百。
第三批接收者，为“小民革”案被捕人员约八九人。小民革全称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主要成员为国民党军政界高层民主派人士，是我党南方局在抗战期间领导成立的统战组织。1947年10月，因为筹组地下武装，事机不密，被特务破坏，我川康军委负责人田一平、胡春浦及正从事武装活动的何雪松、李子伯、萧中鼎等被捕，随后解来渣滓洞。
第四批人员为1946年在湖北房县突围战斗中负伤被俘的龙光章等七名新四军指战员。1946年底蒋军向我解放区发动进攻，龙光章所属团队在湖北大洪山完成了掩护全军转移的任务后，遭到国民党军的包围。经过数天激战，从光化打到鄂西的房县，最后有十一位同志受伤被俘。十一人被从房县押往宜昌，敌人强迫他们走山路，步行到宜昌只剩下九人。后送到四川巫山县寄押，47年四月又转押奉节，经云阳到万县，在路上除脚镣手铐外，每两人还用一根铁链锁住颈项。到万县后又拖死两人。在万县狱中不到两个月，这些手无寸铁的战士，组织了一次震惊敌胆的越狱行动，几名新四军战士组成打监突击队，掩护一百余人安全越狱。龙光章等因担负断后任务，被抓回打成重伤。1948年4月，7人又被轮船送往重庆，船一靠岸，敌人将他们一个个装进麻布口袋，悄悄送往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军法处，随后押解到渣滓洞，关进楼下六室。
第五批为1948年4月到6月，军统特务以侦破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为契机，逮捕了中共重庆地下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二人随即叛变，上下川东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后被捕的一百多人。其中有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工运的许建业、重庆市委妇委书记胡其芬、中共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刘国志、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代理特支书记陈然、中共重庆北区工委委员王朴、湖北宜昌特支书记负责军运的陶敬之、中共万县县委书记雷震、副书记李青林（女）、下川东地委委员杨虞裳、下川东地委委员唐虚谷、张静芳夫妇、负责重庆和下川东联络工作的女共产党江竹筠、开县县委委员荣世正等。
第六批为1948年川东地区三次武装起义失利后被捕、被俘的游击队员、武工队员约80人。如上川东第一工委委员陈以文、上川东第八工委委员蒋可然、上川东第四工委委员、第七工委副书记刘石泉、虎南区区委委员李大荣、岳池县妇女特支书记邓惠中和她的儿子邓诚、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的妻子左绍英。
第七批为川北遂宁横山区区委书记袁儒杰被捕叛变后，牵连被捕的10余人。
第八批为1949年元旦之后，受刘、冉叛变影响，特务去成都抓来的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一家四口，以及川康特委委员华健、中共重庆北区工委书记齐亮和妻子马秀英等10余人。
第九批为徐远举利用内线特务，破坏民革川东、川康组织后，于1949年8月在重庆逮捕的民革川东分会领导人黎又霖、周均时等，在成都逮捕的民革川康分会领导人周从化、李宗煌等10余人。
另外还有因其它各种原因被捕的人员数十人。
关押在渣滓洞的人员，最多时达三百多人。因为人太多，容纳不下，有近三十人寄押于保密局白公馆看守所。狱中生活，糟糕透顶，二十几个人挤在一间牢房的地板上睡觉，一个紧挨一个，象罐头中的凤尾鱼一样，左右两排人一齐侧身卧下，脚对脚交叉起来，才摆得下身体，虱子更是肆虐逞凶。难友们编了一首顺口溜，道出了狱中苦难的生活：“吃的是三多饭（砂多稗子多老鼠屎多），睡的是一脚半；住的笼笼屋，穿的叉叉服（衣服上有墨画的叉）。”关押于渣滓洞最后在大屠杀中殉难的诗人蔡梦慰烈士在他的《黑牢诗篇》对狱中恶劣环境的描绘真是入木三分：
“手掌般大的一块地坝，
箩筛般大的一块天，
二百多个不屈服的人，
锢禁在这高墙的小圈里面，
一把将军锁，
把世界分隔为两边。
空气呵，
日光呵，
水呵……
成为有限度的给予。
人，被当作牲畜，
长年的关在阴湿的小屋里。
长着脚呀，眼前却没有路。”
看守所“人犯”身份复杂，主要是革命者，也有少量军统违纪分子，还有“红旗特务”，更有因在国民党的派系争斗中被捕的所谓党国要员。
关押在这里的人，有些经过狱外各方营救而获释，如1949年春，在地下党的组织下，以民盟出面，一次营救出21人，主要是1947年“六一”大逮捕中被捕的。通过被策反的狱中医官刘石仁开病情证明获释或保外就医的就达30多人，其余大部份殉难于“11·27”大屠杀中。
“斜风细雨又黄昏，危楼枯坐待天明”，这是对手无寸铁，失却自由的革命者的狱中生活的写照。其实，对于这些革命者来说，危楼只能束缚住他们的手脚，却禁锢不了他们渴望解放、乐观向上的豪迈情怀。“独夫梦想成秦霸，壮士从容作楚囚；一片歌声存正气，乐观革命何须愁。”他们利用有限的条件，同狱方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斗争，演绎出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狱中难友们以要求改善生活为突破口，使狱方被迫吐出革命者入狱时被抄去的现金，办起小卖部，并很快成为狱中革命者互通消息的联络站，传授给新入狱的人一些滚案的办法。左绍英生下监狱之花后，母女身体均羸弱不堪，为了使产妇和新生儿得到适当的调养，通过不卖部捎去了难友们为之筹集的一批礼品，其中有奶粉、白糖、衣裤、毯子、尿布等布。
狱中难友们还相继为反对狱方贪污伙食费和抗议新四军战士龙光章被虐待致死，两次进行集体绝食，迫使狱方改善生活，并同意由难友每天派出代表监厨，为龙光章开追悼会。
1949年春节，正值三大战役刚取得全面胜利，蒋介石宣告隐退，李宗仁代理总统，国共各谈在酝酿之中，监狱环境相对宽松，难友们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在放风坝举行了春节联欢会，极大地活跃了革命者的身心，鼓舞了狱中斗争的士气。在这次春节联欢会上，20多位诗人和诗歌爱好者秘密组织了“铁窗诗社”，开辟出了一个以笔作刀的新战场。他们是：何雪松、蔡梦慰、古承铄、何敬平、刘振美、杨虞裳、兰蒂裕、胡作霖、余祖胜、齐亮、唐征久、张学云、艾文萱、张永昌、陈丹墀、张朗生、史德端、白深富、屈楚（被营救）、付伯雍（越狱脱险）。
铁窗诗社的成员先后创作新旧体诗50多首，大部分在“11·27”大屠杀时被烈火烧毁，遗留下来的有20多首。“铁窗诗社”的诗友在黎明前倒下了，他们没有看到蒋家王朝的最后覆灭，没有呼吸到日夜盼望的新中国的自由空气。他们留下的是残缺不全的诗稿，而且他们很少被称为诗人，但每一个革命烈士本身就是一篇无比壮丽、无比伟大的诗章。他们的诗是雄壮的、响彻云霄的音乐，他们是真正伟大的诗人！
1949年10月，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白公馆看守所时，平二室的罗广斌、刘国志、陈然、王朴、丁地平等烈士用一床红色的绣花被面和五颗用草纸剪成的五角星，制成了一面五星红旗，等到重庆解放时，打着红旗，迎接解放，由于敌人抢先屠杀，制作红旗的同志大部分牺牲，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铸造了这面红旗，捍卫了这面了红旗。
为了迎接胜利，为了将来能更好地建设新中国，难友们在狱中秘密组织学习小组，坚持学习。狱中学习条件极为恶劣，没有桌子，就以床铺、地板、膝盖、枕头、被盖卷，充当代用品；没有笔，把竹签、竹筷磨尖就是“自来水笔”，有的干脆把黄泥搓成条，凉干后就作粉笔，在地板上书写；没有书，就向大脑要。学习的内容不仅涉及语文、数学、工厂管理、铁路建设等方方面面，不涉及到外语。1949年春节过后，女牢一室江竹筠提出：“加强学习，迎接胜利”的号召。男牢各室积极响应，有和还订出了学习计划，把学习革命理论、提高理论素养摆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各室由理论水平较高的同志，根据记忆，拟出一本书的内容提要或是一篇文件的重要摘录，然后围绕提纲，开展集体讨论。女牢江竹筠、黄玉清、曾紫霞三人凭记忆，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的修养〉〉一段一段的背诵出来，供大家学习。男牢的陈以文、刘石泉、蓝蒂裕、何柏梁曾根据〈〈土地法大纲〉〉、〈〈城市政策〉〉等文件内容拟成学习提要供大家讨论。关押在白公馆的谭沈明烈士，仅有高小文化，在狱中十年坚持自学俄文、英文，每天坚持用俄文写日记，其俄文水平，使外语学院的老师都惊羡不已。
“从来壮烈不贪生”。革命身陷囹圄，生死早以置之度外，但他们决不消极地坐以待毙，为有朝一日能冲出牢狱，他们有组织地对看守人员进行策反，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争取到了部分看守人员的帮助。渣滓洞狱医刘石仁、看守黄茂才，冒着风险为难友送信送药，勾通了狱内外党组织的联系。他们甚至争取到了警卫连长邬治声的帮助，准备在必要时里应外合劫狱，由于敌人在大屠杀前将警卫连调离，致使劫狱功亏一篑。白公馆的难友们的策反工作也取得了成功，看守杨钦典、管理员李育生在大屠杀的关键时刻，打开牢门，使罗广斌等19人成功脱险。
不过，话说回来，在看守所里，必竟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重庆解放前夕，自10月28日陈然等10人在大坪刑场被敌人公开枪杀后，11月14日，江竹筠等30人又被押至电台岚垭秘密杀害。在“11·27”大屠杀中，白公馆、渣滓洞计207人葬身血泊火海，仅35人脱险。
1949年11月30日，随着重庆的解放，国民党军统苦心经营的集中营也宣告覆灭。渣滓洞的熊熊大火，滚滚浓烟，在把烈士的英灵送往天堂的同时，也把国民党军统特务的罪恶行径昭示于天下。
此文刊登于《重庆历史与文化》200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