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和平:中美合作所真面目
发布时间: [2008-12-24 10:50:53]
一、中美合作所是美国为了获取中国情报，国民党为了扩大特务势力获取美国在物质上支持，不惜牺牲中国主权为代价而建立的一个国际性特务机构
1938年10月武汉和广州失守后，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侵华策略，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而将主要力量用于打击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日本的政治诱降和英、美等国的劝降下，国民党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1938年12月，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敌，并拼凑伪中央政权。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派开始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政策重点从抗日转向反共，制定了一整套 “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会上并通过了蒋介石亲自提出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各地接连发生袭击、杀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的反共磨擦事件。作为蒋介石排除异己，实行独裁专制得力工具的特务机构军统局，其人员、机构均急剧膨胀。局本部设有11个处、5个室、4个会，大小单位50来个，全局总人数达到15万人。为了提高其特务活动的效率，就必须有新式的武器、技术装备和经济支持。但是在战时的中国，要满足这些的很不容易的。为提升军统局的势力，蒋介石和戴笠始终在处心积累地寻求外部支持。
1941年12月8日，日本闪电般袭击美国太平洋舰队，打乱了美国人隔岸观火、坐收渔利的如意算盘。美国也被拖进了世界大战的行列。由于美日双方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他们之间的战争基本上是在海上和空中进行，所以对太平洋上的气象、水文、军事等情报的准确掌握，便成为美国打败日本的主要保证。
早在1941年12月初，军统局就破译出日本海军将偷袭珍珠港的密电，经蒋介石批准，由戴笠将这份密电经军统美国站站长、中国驻美使馆武官萧勃，通过中国驻美大使郭德权透露给美五角大楼海军司令部，但美海军首脑怀疑是中国有意挑拨日美关系，故未引起重视。战争爆发后，美国人才意识到国民党军统局在搞情报方面还有点办法，而且大有潜力。随即一面与肖勃秘密联系，同时也叫驻重庆大使馆的武官迪帕斯上校与军统接触。1942年初，在美国“华盛顿大饭店”美国海军金氏上将、李威廉上校和梅乐斯少校与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武官萧勃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在讨论中，萧勃代表戴笠表示：军统局可以为美军提供对日作战情报；从敌后策应美国海军，打击敌人；为美军在中国提供各种方便；希望美国海军帮助军统局训练游击特工人员和提供武器装备、特工器材、军需物品。梅乐斯根据双方会谈内容拟定了一个名为《友谊合作计划》的方案。在这个方案中规定：
“美国提供给国民党军统局技术、器材、械弹、军用物资；国民党军统局提供人员给美国海军，在中国沿海地区和被日军攻占地区，建立水雷爆破站、气象情报站、情报侦察站、电讯情报侦译站、行动爆破站。……”
1942年5月，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奉命到中国。梅乐斯首先会晤了军统局局长戴笠，说明急切要做的气象情报、无线电解码以及日本沿中国海口、河口经常使用的水域中布设水雷等需求。戴笠认为时机终于到了，于是指示这次中美特种技术合作，一定要搞好，要将军统所有的东西都搬出来，毫不保留在全面合作。
1942年夏秋间，梅乐斯率领一批海军特工人员来第二次访华，正式开始了与军统进行情报合作的活动。同年冬，双方决定共同建立一个情报机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所，主持中美情报合作业务，中方由军统局代表，美方由海军部情报署代表。双方共同拟定了一份名为《中美合作所协定》的条约，1943年4月1日在美国华盛顿正式签字。中国方面派外交部长宋子文签字，美国方面派海军部长诺克斯代表签字。
因此，从中美合作所成立的背景和条约内容分析，不难看出，中美合作所是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为获得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援助，美国为了攫取中国政治、军事、气象、水文等方面情报，获取战后在中国的特权，由美国海军部和战略情报局与中国国民党军统局以“共同对日作战”的名义联合成立以牺牲中国主权为代价而成立的了一个国际性特务机构。条约中第九条规定：本所设有远程空中侦察队，配有飞机、器材及研译判读照相之人员。此队之目的乃在中国沦陷地区及远东各占领区内，摄制并判读各项敌人活动之照片，使本所对凡能见到敌人之各项活动保持确切之认识，以便实施种种之打击。条约中第十条规定：为便于在中国沿海各港湾实施布雷俾适时打击敌人船只起见，得由美方派遣飞机测量港湾地形，并由华方派员参加其所测绘这地图与摄成之照片，专供本所使用并保管。
根据《协定》的要求，中美合作所很快在人国建立起了165个气象站、通讯电台。众所周知，气象、水文、军事、地理是涉及一个国家主权的。而国民党为了提升特务机构的地位，得到美国的支持，却不惜将这些主权出卖。原军统局军事情报处少将处长鲍鸿志曾这样写道：中美合作所有印刷所、相片洗印室，这是为制印收集的日军情报资料而设立的。在日寇占领区，从空中摄影的日军飞机场照片，在中国沿海偷摄的要港要地照片，本应在中美所相片洗印室、印刷所制图。但是美国人以中美所设备、人员不足为借口，运往美国冲洗制图，从而收集中国沿海地形图和国防机密，骗取了宝贵的资料。中美所从1943年至1949年解放前，曾逐年逐月逐日向美军特务提供了中国大陆的气象情报，使他们掌握了中国的气象规律，这是军统局向美帝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罪恶行径。
中美合作所成立之后，美方在中美合作所的代表梅乐斯所执行的政策，除了有收集日本军事情报以外，主要是积极扶植和加强蒋介石政府的特务势力，为美国建立在华的反共、反苏的长远战略基地服务。
按《中美合作所协定》的规定：“中美合作所系因对日作战而成立，如战争结束应立即宣告结束。”但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戴笠和梅乐斯却没有关于结束的打算。戴笠不仅要“利用中美合作所作为实现其自身现代化的一种手段。”而且还想让梅乐斯将他扶上海军司令的宝座。而梅乐斯则越来越毫不讳言的表示，中美合作所的使命不仅是要同中国共产主义作斗争，而且还要考虑到美国未来的全球地位。并预期“在美国、英国和苏联中间将出现一场为控制世界的资源和市场而进行的全球性斗争。中国拥有‘战后最大的市场’，势必成为莫斯科、伦敦、华盛顿之间竞争的目标。中美合作所对国民党的支持不仅将有助于美国的胜利，而且将保证海军可以在战后的中国获得特权。”
二、中美合作所的真面目名义上是对日作战，实际上是反共反人民，巩固蒋介石的的独裁统治
众所周知，人们称戴笠是蒋介石身边的一把“犀利的匕首”，此人嗜杀成性，极端仇视革命。他所主持的军统局，是国民党庞大的特务组织之一，它残酷地迫害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破坏革命，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鲜血染红了他的顶戴。梅乐斯为美国右翼人物，特别仇恨社会变革和共产主义，他曾这样说：“我憎恨所有的共产党人，应当在中国消灭他们，我本人乐于从中出一把力。”敌视人民、仇视革命使他们沆瀣一气、同流合污，在主持中美合作的工作的时候，始终把反共反人民放在首位。
中美合作所作为控制华盛顿和重庆之间机密情报往来的中间人，曾两次阻挠中共为改善与美国人的关系，希望与之对日联合作战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它实际上做了蒋介石和戴笠等人想做而又做不到的事。从1939年以来，国民党当局就对延安不但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而且实行政治与新闻的隔离。中共常驻重庆代表团周恩来为力图让全国人民和盟国人民了解事实的真相，争取他们的同情与支持，在与美国官员接触中一再表示，欢迎美国政府派代表访问延安和敌后解放区。驻华美军总司令史迪威以及一些年轻的外交官谢伟思、戴维斯等出于对加速反法西斯战争进程和维护美国利益的考虑，认为周恩来的建议是可取的。从1943年1月到1944年1月，史迪威等人曾屡次向有关部门甚至向罗斯福总统提出报告，要求派一个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和华北、西北敌后区去。这个消息很快被中美合作所的人所探悉并转告了蒋介石。所以当1944年2月美国总统接受了史迪威的建议，第一次致函蒋介石要求向延安派驻观察团时，早有准备的蒋介石便向美国人大发牢骚，他先是谴责中共是苏联傀儡叛徒和日本人事实上的勾结者，继而又埋怨美国的态度有受到共产党宣传影响的迹象。于是此事便被暂时搁置下来。
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在华莱士施加许多压力之后，蒋介石总算勉强同意了派美军观察组去延安的要求。
美军观察组派驻延安，虽然是总统亲自批准的，但梅乐斯之流仍对此怀恨在心，总是在伺机进行破坏。到1945年初，当他们得知观察组和新任大使赫尔利在对华政策上的矛盾日益加剧时，便认为盼望已外的机会终于到来了。1945年元月13日赫尔利访问蒋介石司令部时，梅乐斯等人便趁机向大使透露了观察组和中共方面当时正着手进行联合作战讨论的消息，并故意夸大其词对赫尔利谈到观察组准备向共产党人提供美国的军用物资并使赫尔利在总统面前威信扫地的秘密计划。赫尔利听到这个消息后，先是诬告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声言存在着一个“由史迪威将军、高斯大使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和官员酝酿的中共——美国阴谋，其矛头是针对蒋介石和他赫尔利本人的。”并认为这是中共拒绝重开重庆谈判的原因。接着，他又免去了包瑞德观察组长的职务，并将观察组一些重要成员如谢伟思等调离延安。此后，美军观察虽仍留驻延安，但它已完全不是先前那个积极反映中国实际情况并提出独立见解的观察组了。
臭名昭著的特种警察训练计划，直接地帮助了国民党军统局实现战后镇压革命运动的恶毒阴谋。1942年底，梅乐斯向戴笠建议设立一所警察训练学校，他把这所学校列入美国海军“第九分队”。1943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处于最为艰苦、最为紧张的时候，中美合作所却在重庆的歌乐山下开办了一个“特种警察训练班。”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支训练和装备国民党军统局那些同抗日毫无关系的部队。重庆特警班于1943年9月1日成立，学员都是从军统其他训练班抽来的尖子。该班分刑警和保安两个系，训练科目队侦察、审讯、指纹、心理、化装外，还要进行各种实习训练如射击、机动车驾驶、警犬使用等等。到抗战结束时，中美合作所的警察训练计划，已经培养出800余名特务（准备再招收1200名）。他们几乎谁都没有受到任何能够用来对付日本人的训练，训练铁课程集中在对付政治犯和有效的镇压手段方面。关于这个特警班，梅乐斯在写给美国海军部的报告中曾这样自供道：“在今天上午开设了一所新学校，传授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刑事侦察的技术，对于继续把这所学校办下去的重要性，我怎么说也不能算估计过高，它含有一种无法用书面充分表达的复杂的政治意义。在目前战争时期和战后的形势发展中，它在中美两国都有可能发挥十分广阔的作用……所包含的情况异常复杂，使我多少有点心惊胆颤，但我相信我们会从中得到很大的好处。”
1946年中美合作所结束后，国民党保密局（军统局改称）也正是依靠这批由美国训练和装备的特务骨干，疯狂地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因此，从表面来看，美国人在当时虽没有直接参与关押、刑讯、屠杀共产党人的行动，但他们实施的特殊的警察训练计划，却是直接地帮助了国民党军统局实现战后镇压革命运动的恶毒阴谋。正如戴笠所说的那样：“我们是不会要求美国人去做那样的事情的，他们的工作是训练中国人去那样干。”
帮助国民党训练武装特务，制造反共摩擦，抢占抗战胜利果实，直接卷入了中国的政治，充当了国民党反动派摧毁革命运动的刽子手。中美合作所有一军事作战组，该组职能一为装备、训练，经由该组所开办了12个特工训练班，为军统训练和装备了5万多名特务，还为其提供了9000余吨弹药器材和其它军用物资，组成了一支特殊的武装特务部队。这些反动军队，放着日本人不打，却专门制造反共磨擦，如驻浙江的忠义救国军，就对天目山新四军经常骚扰，驻河南伏牛山的别动军，经常放着日伪军不打，专找我军王震部交战，驻广东别动军1纵队，同样也是磨擦能手。在戴、梅 “准由所有一切美国人员，从事观察、协助、参加所有各种作战”的命令下，美特也不惜着卷入到这些磨擦战中。如驻浙江的忠义救国军，对天目山新四军发起进攻时，美特也投身前线，和共军血战。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被中美合作所训练班施以美式训练、以美式军械装备的“别动军”、“忠义救国军”等武装特务部队，在抗战胜利后，改编为国民党的十八个交通警察总队，内战一开始，即有八个总队被空运到进攻解放区的前线，配合国民党正规部队向解放区大举进攻，骚扰与破坏交通，并为各地军统特务组织充任搜捕、屠杀革命人士的骨干力量。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在重庆制造的震惊中外的大屠杀、大破坏事件中，在上海、成都等地的屠杀、破坏事件中，交通警察部队都担任“内外警戒”或是直接参与行动的主力。
1945年7、8月间，当抗日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梅乐斯认为他可以“从中出一把力的”机会到了。他首先伙同戴笠急匆匆地赶到浙江淳安，成立了中美合作所前进指挥部，让戴笠亲自指挥忠义救国军的阮清源部和毛森部队，以及中美合作所王乐坡部队，抢先进入杭州、上海，抢夺人民的抗战胜利果实。然后他又命令中美合作所的各个训练营，向南京、广州等大城市挺进。到8月12日，他向中美合作所的美方人员拍了一封电报，指示他们说：蒋介石和戴笠已经命令他们的部队参加战斗，以防止共产党部队开进日军占领区。梅乐斯下令说：“中美合作所的美方人员……应同他们指定的中国部队指挥官一起出发，要全副武装并携带完备的无线电器材，不要把秘密泄露给你们的任何外界朋友，尽快把所有的有可用的武器和弹药交给‘忠义救国军’ ……并继续提供后期支援。”随后，他又一再重复这些指示，并十分心虚地告诫那些收到命令的部下，“在郑重保证你们的部队严守秘密之后，将这一命令烧毁。”甚至到了日本投降之后，梅乐斯还在继续下达中美合作所的美方人员应该帮助戴笠的命令。与此同时，他和中美合作所的美方人员还迫不及待地自己组织了一队武装帆船，抢占港口地区，以帮助国民党收复沿海地区城市。
如果说“特殊警察训练计划”中美合作所还是间接的帮助国民党镇压共产党的话，那么，帮助国民党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就已经证明中美合作所已直接卷入了中国的政治，并充当了国民党反动派摧毁革命运动的刽子手。
美国迈克尔·沙勒博士在《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一书中对中美合作所的总的描述是“反革命势力蠢蠢而动。”他指出：“这个组织在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头子戴笠将军指挥下工作，是国民党一个货真价实的分支机构，其物质供应和命令的来源与美国其他一切驻华机构大不相同。这个小组的活动，大大地把中国推向内战的道路，使美国直接卷入了中国的国内斗争。
在战时中国政治和军事极不稳定的情况下，带政治色彩的中美合作所人员，在影响中国两个派系的当前政策和未来前途方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中美合作所直接卷入中国，心甘情愿帮助实行秘密的军事纲领，并致力于摧毁革命运动。这一切使它对中美关系发挥了很不相称的巨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