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培光:试论“红岩精神”与“统一战线”

发布时间: [2008-12-24 10:51:26]

南方局的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红岩精神，内涵十分丰富，意义极其深远。这里凝结着革命先辈卓越的智慧结晶和身先士卒的勤业汗水；凝结着革命先烈“失败膏黄土，成功济苍生”“革命何须问死生，将身许国倍光荣”“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的奉献牺牲精神。他们在献身革命实践的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财富涵盖面很广，爱国“统一战线”的思想内容和实践是它的主要方面，它充分体现了爱国、团结、奋斗、奉献的红岩精神，是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保障，是对中国革命的伟大奉献，从而更加折射出红岩精神的无穷光辉。这里仅从以下几点加以论述。   
一、创造性的卓著成效的“统一战线”政策，是红岩精神的精髓
 毛泽东同志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统一战线的发展，将使中国走向一个光明的伟大前途，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倒和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35页）。1940年5月，毛泽东又明确指出，中共在国统区的工作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领导中共南方局的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十六字方针”，根据当时国统区的斗争形势，创造性地提出了“勤学、勤业、勤交友”及“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的“三勤三化”工作策略。勤交友就是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积蓄革命力量，以待时机；开展这方面工作又必须以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为掩护的方式进行。为了做好这方面工作，周恩来提出统一战线工作的六条守则：“一、坚定的立场；二、谦诚的态度；三、学习的精神；四、勤勉的工作；五、刻苦的生活；六、高度的警觉性。”（《周恩来传》第455页）周副主席把始终保持共产主义坚定信念和革命立场摆在第一位，是根据国统区统战工作险恶的环境而确定的。这就使我党始终把握住了统一战线这个大局，站到领导中国革命的前沿，成为统战工作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政治基础。
 为了贯彻抗日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政策，南方局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斗争策略。大力扩大和巩固抗日统一战线，争取对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努力争取和团结中间派，成为我党的抗日盟友。周恩来指出：我们抗战建国，所要建立的是“抗日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国家”。在抗战时期，南方局专门建立了统一战线工作部，直接由周恩来和董必武同志负责，下至省委、区委，积极对民主派、中间派做统战工作。车耀先烈士就是秘密从事统战工作的党的干部，他主办《大声周刊》，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宣传坚持抗战、团结抗战、长期抗战。在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反共高潮中，他被非法逮捕，与罗世文同志一起英勇牺牲在重庆军统集中营。
 “皖南事变”后，驻重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及领导中共南方局的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愤怒地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分裂阴谋，使中间派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立场，开始转向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使民主派、中间派成为中共的一支重要盟友。形成对顽固派的孤立和压力，从而使政治形势不断开始缓和，使我党在斗争中求团结的方针得以实现，粉碎了顽固派的分裂阴谋和发起的反共高潮，把抗日战争不断推向了全面胜利。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及桂园张治中将军公馆也多次会见宋庆龄、冯玉祥、柳亚子、谭平山、王昆仑、许宝驹等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招待民盟领导人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民建工商界人士章乃器；“九、三”学社许德珩和科学家梁希、藩菽及其他民主人士等。这些细致周到的工作都与主持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同志长期在国统区不断团结争取进步民主人士及民主党派是分不开的；这些坚持不懈长期细致的工作，为以后中国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而联合起来的民主进步力量，为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迅速取得胜利，提供了物质力量。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经验时，指出“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战斗在红岩村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此作出了巨大努力和贡献。他们高瞻远瞩，率先垂范，艰苦卓绝的革命风范，和铸就中国未来前途和命运的巨力，使它成为今天人们尊崇的红岩精神而长存久远。
二、“统一战线”使党始终把握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拿着统一战线这个武器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引自《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第140页）。
 统一战线的建立，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从此中国革命面貌为之一新。正是党中央把握抗日这个全民族的大局，引导中华民族走向一个光明的前途，这一决策充分显示了我们党的成熟。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中及统一战线问题上是有深刻历史教训的。王明的“左”倾路线，冒充“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除排斥异已外，对中小资产阶级予进行打击，对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民主派人士更不信任和不以团结，甚至予以打击。他们的冒险主义及极左路线，造成中国革命的空前危机。在没有形成一个适合中国发展道路的方针、政策及先进的思想来统一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情形下。1933年11月的福建事变，由于王明路线，而没有真正与主张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国民党实力派和民主派建立起联合抗日反蒋的联盟，又加上白区在城市盲目暴动的损失及红军处于被动换打的地步，在面对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的第五次围剿下，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被迫开始长征，使红军处于危难境地，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从反面看，蒋介石集团统治中国二十多年，无处不在军阀混战和搞分裂，扩充自己的实力，排除异已，从来没有实现过各民族人民和全国的真正统一，正因为他们代表极少数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根本利益，严重脱离各阶层广大人民群众，完全不可能团结起广大民众，志立于建国，而是不断地在你争我夺。在一个极端贫穷的中国，在一个更先进的阶级崛起的时候，必然走向灭亡。
 中国共产党正是这个先进阶级的代表，它不断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纠正错误路线，实行正确的方针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才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迎来了伟大的胜利。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领导的南方局正是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方面的一个楷模，他们出色的工作，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广大的地区和人民群众中、在各阶层人士及爱国民主人士中的崇高威望，显示出中国未来的希望、光明和伟大前途。
 南方局在国统区长期艰苦细致深入的统战工作，不仅团结了一大批爱国民主力量，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投降、分裂、倒退，不但将抗日战争推向最后胜利，而且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全国爱国民主力量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粉碎了美蒋发动的内战，他们积极响应中共号召，参加新政协会议，为共同筹建人民的新中国而共同奋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伟大实践和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三、“统一战线”使民主党派和地方实力派站到民主革命阵营一边
 领导中共南方局的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在坚持长期抗战，团结抗战的方针指引下，始终坚持把统一战线工作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积极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和联合民主派。周恩来指出：现在的大后方，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有许多地方实力派，他们是要求抗日的，是反对蒋介石统治的重要力量，争取他们也是可能的。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民主派领袖宋庆龄、何香凝等不断发表言论，揭露和谴责国民党统治集团坚持反共内战和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反共立场，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号召，动员各界同胞抗日救国。他们的爱国行动，在全国及国民党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包括一部分实力派，因不满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卖国政策，奋起抗日。1931年10月，东北军将领马占山在黑龙江率部抗击侵略者，给日军以重创。1932年1月28日，日军发动侵略上海的战争，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领导第十九路军，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同上海人民一起，英勇抗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1933年，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帮助下，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奋起抗击日本侵略军。1933年11月，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联合李济深、冯玉祥、陈友仁、李章达及第三党的黄琪翔、章伯钧等人，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选举李济深为主席，举起抗日反蒋的旗帜，并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签订《反日反蒋初步协定》，进行联合抗日反蒋斗争。
 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个号召立即得到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人的积极响应。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同月，“一二、九”运动爆发，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集团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对外的抗日声浪中，不得不停止内战。抗战爆发后，国共结成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到中日战争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派又掀起一系列反共高潮。特别是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团结抗战，及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使国民党内民主派看清了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反人民的本质。1941年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中国民主大众同盟（后改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统战组织在重庆秘密成立，其成员包括一部分共产党人和一部分国民党爱国民主分子（以后许多都加入了民革）。它的主要任务是：在国民党内部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争取和团结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人士。其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是：王炳南、王昆仑、许宝驹；同年3月，知识界民主人士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1945年9月3日，为纪念抗战胜利日，文教科技界进步知识分子在重庆成立“九、三座谈会”（1946年5月正式定名为“九、三学社”）；12月，通过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对上层工商界民主人士的工作，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妇女联合会”；“陪都青年联谊”等二十几个进步组织。这些进步团体和组织以后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盟友。
 曾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刘文辉，云南省政府主席的龙云，广西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等都是跟周恩来同志有着密切交往的朋友，建立有密切联系。1942年2月，周恩来相邀刘文辉在重庆机房街吴晋航的住处见面，恳谈了一个多小时。表示：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民主派合作，尤其希望西南地方的民主力量能够同共产党密切联系，具体配合。在现阶段，要促进西南地方民主力量的团结，联合起来坚决抵制和反对蒋介石集团的一切反动政策。共产党愿意在政治上给国民党地方民主力量以支持。（《周恩来传》第526页）6月，南方局派人到刘文辉处建立经常联系，在那里设立了秘密电台，同延安直接通报。在云南，南方局专门成立了云南省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作指示：“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要利用国民党中央与龙云地方实力派的矛盾，做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以利我们动员群众，坚持抗战，更好地发展我们党的工作。”（《周恩来传》第527页）他还专派南方局的朱家璧、华岗到云南军队工作和与龙云建立直接联系。龙云还同意在昆明云南省政府内设立秘密电台，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直接通报。广西方面，周恩来又派李亚群去建立桂林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得到李济深的支持。
 １９４３年２月，在中共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的影响和推动下，由一部分国民党爱国民主分子在谭平山、杨杰、王昆仑、陈铭枢、郭春涛、朱蕴山等酝酿下，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座谈会，以座谈时事的形式，联系和团结国民党上层人士。同年８月，在座谈会的基础上，由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朱蕴山、王昆仑、郭春涛、许宝驹、于振瀛、何公敢、甘祠森等１０人组成筹备小组，进行筹建组织的工作。组织的名称最初称“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后改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民联自１９４４年开始吸收成员，并开展活动。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８日在重庆上清寺鲜特生公馆“特园”，民联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大会，成立了中央领导机构，谭平山担任民联中央负责人。同年，杨杰（耿光）被推任为民联西南执行部主委及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黎又霖也经董必武同意，加入了民联，担任西南执行部执行委员，协助杨杰组建民联分会的工作。
 随着国民党内一部分爱国民主力量的形成，李济琛、何香凝、蔡廷锴等国民党进步人士也积极酝酿建立另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组织。1945年，南方局领导下的中共东江纵队派代表李嘉人分别会见了李济深、何香凝及其他民主人士，对他们开展的抗日民主活动表示积极支持。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２日、４月１４日，通过两次正式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会议推选李济琛为主席，李济琛、蔡廷锴、李章达、张文、秦元邦、陈此生、谭冬菁、司马文森、叶少泉、余勉群为常务理事，并发表《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宣言》，宣布民促忠诚于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要求国民党根据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精神，自动结束党治，建立联合政府。民促成立后，在广西、广东一带开展活动，并出版《现代》月刊，在香港《华商报》发表其政治主张。１９４６年８月２０日，何香凝为纪念廖仲恺牺牲２１周年发表《告黄埔军校同学书》，呼吁黄埔同学遵循孙中山、廖仲恺的遗教，顺从人民意旨，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民促的进步活动，遭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迫害，《现代》月刊被封闭，蔡廷锴、李章达被迫离开广州，民促不得不转入地下，总部迁往香港，继续坚持反蒋民主活动。
 蒋介石集团掀起全国内战后，民联西南执委杨杰受在港成立的民革中央负责人李济深之托，负责西南民革工作，与黎又霖、周从化、周均时、王白与、刘文辉、李宗煌等策动西南地方实力派武装起义。虽组织最后被军统破获，杨杰在香港被特务暗杀，黎又霖、周从化、周均时、王白与、李宗煌、曹立中、王建昌、黎一上等英勇牺牲在“中美合作所”军统集中营及成都十二桥。又有闻一多、李公朴、费巩、杜斌丞等许许多多民主战士血洒疆场。据不完全统计，仅牺牲于“中美合作所”军统集中营的民革、民盟、中国民主实践社、新民主主义解放社及中国劳协的成员就有45人之多，还有不少无党派人士，他们爱国奉献，浴血奋斗，与中国共产党人的血流到了一起。终于迎来了曙光，迎来了新政协的召开、新中国的诞生。
 西南地方实力派卢汉在龙云、杨杰力劝下，配合中共地下组织在云南起义；刘文辉、潘文华、邓锡候等配合人民解放军在彭县、雅安起义。大西南的解放、新疆的和平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告慰了先烈。刘文辉曾回忆说：“抗战时期，当蒋介石的势力渗入四川的时候，地方实力派的处境也岌岌可危，如果政治上孤立无援，就不能生存下去。国内可以与蒋介石集团抗衡的政治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正使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坚持抗战，坚持进步，坚持团结，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迎来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四、“统一战线”削弱了美国对蒋政权的内战援助
 中共南方局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在重庆与宋庆龄、冯玉祥等国民党上层民主人士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他们积极响应中共的和平民主、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极力反对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反人民的独裁内战政策。
 1946年7月23日，宋庆龄在上海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这个声明立即得到国民党民主派及其他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响应。
 1947年3月，李济深召集民促、民联在港高级干部会议，共商民主派联合问题。与会者有何香凝、蔡廷锴、彭泽民、李民欣、黄精一等，经过讨论，会议作出五条决定，其第二条：反对内战，依据政协决议，实行民主政治，发动对美国宣传，促其停止以物资接济蒋介石政府，响应中共各项言论及主张，策动民众团体，反对蒋介石政府各项反动政策。4月27日，冯玉祥自美国致信李济深，响应其号召。
 1947年7月1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命令魏德迈来华进行“调查”，其使命为“对中国目前及未来的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情况作一估计”，以便美国政府确定对国民政府的援助。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9月19日，他向杜鲁门提交了一项10万字的秘密报告，其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可能不久获得对于满洲在军事上的控制，宣布成立一个政府”，并由此发展成为“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中国”。他建议对南京国民政府给予5年以上的军事经济援助，以支持其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抵抗。同时，他根据国民政府军队在东北地区未能取得优势地位的情况，建议由中国政府提出，“请求”联合国立即建立中苏美英法五强组成的监护制度或建立联合国托管制。这个建议纯属是以联合国名义试图吞并中国东北以至全中国的阴谋。（《中国国民党历史事件、人物、资料辑录》第184页）
 １９４７年１１月，前往美国的“小民革”组织负责人王昆仑、赖亚力、吴茂荪等，协助在“美考察水利”的冯玉祥，联合旅美的爱国华侨，在纽约成立了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1948年2月，冯玉祥、王昆仑、吴茂荪、赖亚力等在纽约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驻美总分会联络会。冯玉祥在美进一步加强了反美援蒋的宣传工作，在各种人民团体、华侨团体、学校等集会上，发表数百次演讲。他指出，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是个屠杀政府，把人民当牛、当猪、当羊一样来任意屠杀”，“只有和平民主才是出路，要和平民主就得停止援蒋”。他还多次举行记者招待会和撰写文章，拜访了许多主持正义的议员、法官及前副总统华莱士、前内务部长伊格司，英国和苏联驻美大使，向他们介绍中国内战情形，进行反对蒋介石集团和反对美国政府援助蒋政权打内战的宣传。1947年12月，为阻止美国国会通过援蒋法案，他还到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调查组作证，警告美国政府“如果借钱帮助蒋介石杀中国人，中国人民要把这笔血债记在美国政府账上，至于借款，中国人民是一定不还这笔账的。”结果，美国国会在通过这笔借款时，将准备给蒋介石6000万美元，减少到1800万美元。他在美的一系列活动受到蒋介石集团的嫉恨，将他开除国民党党籍。1948年，他在乘苏联邮船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途中，不幸轮船失火，窒息遇难。
 1948年4月20日，民革中央负责人李济深致电“美国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对该组织反对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集团的正义立场表示坚决支持。6月2日，李济深、何香凝、谭平山、蔡廷锴等民革中央负责人联名致电华莱士，一致表示支持他提出的美国撤出在华军队、停止援助蒋介石、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主张，李济深还不断会见外国记者，批评美国政府的援蒋政策。10月22日，民革、民联、民促、民盟、民进、农工党、救国会、致工党等民主党派联合向联合国大会提起《为美帝侵华向联合国大会控诉书》，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侵略实质。《控诉书》列举了9个方面的事实，按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的规定，向大会提起诉讼，强烈要求美军立即撤出中国，放弃美国一切在华的海陆空军基地；立即停止援蒋，废除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一切中美不平等条约。他们还要求联合国将控诉书转发各会员国讨论，希望各国帮助纠正美国现行侵略政策的错误。这些行动，在国际上造成很大影响，从而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削减援蒋款项，也让宋美龄在美乞讨美援宣告失败。

五、“统一战线”使各民主力量接受中共号召，团结一致，共策建国大计
 １９４８年４月３０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５、１”劳动节的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５月１日毛泽东致电李济琛、沈钧儒等，提出先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希望民革、民盟与中共共策大计。５月２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载了“５、１”口号。５月５日，设立在香港的民革中央及负责人李济琛、何香凝、谭平山、蔡廷锴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拥护中共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并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民革还单独发表《对时局的声明》，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毛泽东于８月１日复电，邀请各民主党派共商具体步骤，８月６日，《人民日报》在当天出版的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这些电报。从９月起，在香港的民革、民促、民联负责人李济琛、蔡廷锴、谭平山等及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民主人士陆续北上，先后进入东北解放区，并积极推动和组织国民党内部的爱国民主分子，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积极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筹备工作。同时，民革还通过各种渠道，从国民党内部进行争取工作，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归向人民，夺取人民民主革命的最终胜利。１９４９年１月，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及民革负责人李济琛等先后到达沈阳，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热烈欢迎，并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郑重宣布：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新中国之早日实现。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５日至１９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首次会议在北平召开，选举了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琛、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６月１９日，毛泽东写信给宋庆龄，邀请她参加新政协会议，特派邓颖超持信前往上海送达。８月２８日，宋庆龄由上海抵达北平。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１日至３０日，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的代表６６２人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它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全体代表参与了共同纲领的制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及选举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大会代表宋庆龄在开幕式上讲了话，民革首席代表李济琛也在大会上发了言。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通过了国都、纪年、国旗、国歌的决议。９月３０日，会议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为主席，刘少奇、朱德、宋庆龄、李济琛、张澜、高岗为副主席，９月３０日，新政协一届会议胜利闭幕。根据会议决议，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前建立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午６时，政协会议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为纪念碑举行了奠基典礼。毛泽东亲自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书写了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全世界宣告成立了。天安门建国的礼炮声响彻大地，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国各族人民万众欢腾，历经磨难的中国人民终于站立起来了。人们孕育了多少代的奋斗和期盼，今天终于实现了。人们在欢庆的同时，还关押在国民党军统监狱的红岩儿女，也正在绣着一面五星红旗；为祖国写着人世间最美好美好的颂诗－－《献给母亲》；写着豪迈的最后誓言和壮行歌，他们就是红岩精神培育出来的第一代红岩儿女，蒋介石集团在最后溃逃时杀害了他们。红岩英烈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竖起的又一座历史丰碑。
 综上所述，红岩精神是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精神财富，是他们的智慧和奋斗的结晶，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它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就在于它有着巨大的能量，它是在一种逆境下的有着忧患意识的为国为民忘我奋斗的无私奉献精神，在于它能形成更加广泛的统一战线，包括国际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进步力量，去战胜任何艰难险阻，去完成我们的未竟事业；从今天的现实意义来说，“一国两制”的提出，香港、澳门的回归，都是“统一战线”思想的延续；它更能激发起广大人民为我国的现代化事业、祖国统一大业、强国富民之伟业去艰苦奋斗，去爱国、奉献。让我们在江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光辉思想指引下，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去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各种挑战，去争取更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