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在涪陵老区威截日轮“宜阳丸”
发布时间: [2023-01-09 15:18:59]
上个世纪的1923年，贺龙曾在重庆涪陵革命老区威截日轮“宜阳丸”的故事流传己久，今天，让我们一起重温这段让人无法忘怀的故事吧。
袁世凯称帝后，涪陵人民组织义勇军与袁军浴血奋战。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爱国行动的消息传到重庆，也很快传到涪陵。5月中旬，当重庆名校学生纷纷集合，声援北京的反帝爱国行动时，涪陵省立四中学生会也联络城内各校集会，打着旗帜上街游行，散发传单，高呼“废除二十一条”、“保山东主权”、“还我青岛”、“诛国贼”、“誓雪国耻”等口号，并组织小分队到河街人群集中地和茶馆演讲，讲解巴黎和会的情况，揭露北京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6月，广大爱国群众已发动起来，并掀起抵制日货运动。
五四运动以前，日货充斥市场，从布匹、煤油到牙粉、货品达数千种，由于价格也不高，富户商贾纷纷销洋货，玩“洋格”，趋之若鹜。1919年下半年抵制日货，开初只是宣传不买，商店不准出售、工人拒绝搬运日货，当时一部分商人不敢公开卖日货，便把日货悄悄隐藏下来，打算以后再卖。1920年重庆等地反日浪潮高涨，学生和各界爱国群众行动起来，对不自动交出日货销毁的商店进行搜查，一经搜出，当场焚毁，但官商勾结，情况复杂，斗争艰巨。同年春，省四中学生联合会每周星期天都要组织队伍，打着旗帜上街宣传抵制日货。1923年6月7日，成都学生联合会为争还旅大，废除二十一条，召开游行警告大会，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大会致电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迅速派人接收旅大。9月6日，贺龙等“讨贼军”（属孙中山领导）将士在涪陵城无祀坛都堂嘴码头威截偷运军火、干涉中国内政的日本轮船“宜阳丸”，缴获六八子弹130多万发，并扣押了日本船员，没收所载货物。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横行内河、干涉中国内政的反动气焰，这次行动曾得到涪陵人民的支持，在全川和全国都有一定影响，大长了中国人民反帝的革命志气，影响播及中外。
1923年，直系军阀曹琨、吴佩孚控制了北京政权，妄图以武力统一全国。反对孙中山的国民革命。6月4日：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在隆昌击败吴佩孚所支持的杨森军和黔军，北洋军撤守万县，杨森、邓昌侯盘踞重庆。帝国主义以贷款租军火支持军阀。企图在中国进一步取得特权。8月3日，“讨贼军”贺龙旅及汤子模旅、周西城师攻占川东重镇——涪陵，切断了杨森军的长江通道，阻止万县援军西进，对重庆构成威胁。当时贺龙旅部驻涪陵县商会，汤、周驻考棚。两军驻地不过三四百米。
9月5日晚上，贺龙部月前出差汉口的中校参谋崔伯魁（重庆秀山县人），突然赶回涪陵城，向贺龙报告了一个紧急情况。崔伯魁说，他这次在宜昌搭“日清汽船公司”的“云阳丸”返涪。四日晚，船泊万县陈家坝码头；深夜，船向上移动十多里；同时又开来“宜阳丸”轮一起上货。经观察，货物很可能是子弹和枪支。昨晚，轮船可泊涪陵，但在清溪场上面黄鹊嘴就抛锚停泊，并且不许旅客上岸，这更证明了估计的正确。崔以上岸到清溪场买东西为由。好说歹说，方才下了船。他跑步赶回来报告，请设法截住这批弹械。
贺龙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如果截住两轮弹械，既可以打击敌人，又可以武装自己。立即找来川东边防军前敌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汤子模。师长周西成以及参谋长邱君双开会商量，大家听了崔伯魁的汇报，立即作出利赚和威截同时准备的作战方案。为了不让船主看出破绽，仍叫崔伯魁火速回船上。
日轮船主一向利欲熏心，即使船已为货主所包，也要搭客，并仗势干占这笔额外收入，因此，利赚可能实现。当即布置由贺龙率三百名官佐士兵扮做搭“宜阳丸”的乘客，周西成部副官杨寅亮带二百人搭“云阳丸”，分别上船执行扣留搜查任务。另派步兵一连，炮兵一排至城西龟龙关口埋伏，万一船不靠岸要闯关而过，即行武力截阻或击沉。
6日拂晓，涪陵城西无祀坛都堂咀码头已有四五百名“旅客”等候，见两轮冒烟突浪而来，各自挥帽舞巾，呼喊搭船。两轮见周围无异状，又很有一把“油水”，便自动抛锚。但他们仍很狡猾，并不靠拢码头，只让小船接漂。
两轮刚下完锚，早有“乘客”登上小船划出，贺龙与堂弟贺锦斋（时任贺部营长）等动作麻利，登上“宜阳丸”后，按预定分工，一部分进机舱，一部分到船头，贺龙则直奔领江台。“宜阳丸”船主见“乘客”来势不对，拔枪射击。贺龙下令还击。船上及领江台执行任务的日本人当即毙命。贺龙将船上的人全部扣留起来。
杨寅亮等因布置不周，先上船的“乘客”只注意了领江台，机舱和船主室，结果让敌人砍断锚链而逃向了万县。
在被扣的“宜阳丸”轮上，果然搜出“六八子弹”一百三十万发，并活捉了北洋政府两湖巡阅使吴佩孚的军械处长张运玑（又名张介一），他是押运这批军火的负责人。经审问证实，“云阳丸”装运的是步枪三千条。汤子模以川东边防军前敌指挥部名义下令没收全船货物，拆下船上主机，并将船上的两个日本人和张运玑扣押，以作向日方索赔的人质（因为他们已违背国际法原则，而且先行开枪，抗拒检查）。接着，又向有关方面发出快邮代电，披露真相，呼吁声援。第三天，从重庆开来日本军舰，竟强行用武力抢走了“宜阳丸”轮。
扣船后不久，即在日本驻重庆领事贯布根等来说情，请放还扣押的两个日本军火商人，但竟没有一个来为张运玑说情的。连信也没有人写一封。这引起了贺龙的深思，他认为，这不是关系张运玑本人的问题，这反映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的轻视，北洋政府也不把自己人当人看待。九月下旬，当军队开到重庆南岸黄葛垭作战时，在贺龙的提议下，首先开释了张运玑。
此后，日方通过各种渠道，接连请了当时中国的好多“大脑壳”来说情，贺龙等均坚持一条原则，即：“日清汽船公司”必须交出应该没收的“云阳”、“宜阳”两轮，并负责赔偿和道歉，然后才能放人。一九二五年春，贺龙任孙中山领导的建国联军川军第一师师长，汤子模升任建国联军第二军军长，驻防湖南常德。这时，“日清汽船公司”又通过常德商会到军中谈判，但日方已再没提领事裁判权了，见面就连声道歉，并承认赔偿损失，这两个日本军火商才被释放。
两个日本人在离军前再三要求面见贺龙将军，贺龙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谈话中，两个日本人似乎还不服气，问道：“请问贺将军，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
“什么罪，砍头的罪，你们私运军火，助长内乱！”贺龙斩钉截铁地回答。
“是的，是的，砍头的罪。”两个日本人连连点头，脸红到耳根。
后来，贺龙跟他们包了盘缠，二人再三鞠躬，感谢不已。
贺龙威截日轮“宜阳丸”的斗争，持续一年多时间，终于胜利了。为了捍卫国家的主权、维护国家的统一，贺龙和他的战友们，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坚定地、毫不妥协地与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展开了殊死搏斗，直到日方承认错误，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方才罢休。它不仅为当时四川的讨贼斗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而且伸张了正义，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尊严。这就是这一历史事件的杰出意义，它展示了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大江东去，浩气长存，我们更应该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艰苦奋斗。（冉启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