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涪陵革命老区新妙镇中心校,在入口处显目的地方,不仅可以看到陈然烈士著名的《我的自白书》的全部内容,还可以看到刻在石碑上的《新妙小学校歌》的歌词,甚至还能听到师生们广为传唱的《新妙小学校歌》校歌。
因为,小说《红岩》中陈岗的原型陈然烈士,曾在涪陵新妙中心校(当时的新妙小学)以教书为掩护,组织开展过一系列革命活动。今年初,由涪陵区老促会承头,已加紧筹建陈然事迹陈列馆。
小小年纪走上革命道路
陈然烈士, 小名香哥,又名崇德,香河县人。1923年12月18日出生于河北香河, 1925年,陈然随父到上海,曾先后在静安寺、西区小学读书;1934年冬,又随父母到杭州、芜湖继续上小学;1937年11月,随父来到湖北沙市,进入沙市职业中学读书。1938年上半年,陈然又随父来到湖北宜昌,就在那里,从小怀有抱负并且能歌善舞的15岁的陈然,参加了共产党和进步青年组织的“抗战剧团”,积极排练节目,扮演过多个角色,到各地进行宣传抗战演出。
在“抗战剧团”里,陈然表现积极,工作努力,曾随团到荆门、当阳、远安一带组织革命活动,宜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第二年的3月,年仅16岁的陈然光荣加人中国共产党。1940年初,陈然得到组织批准准备前往革命圣地延安继续革命,但因战局混乱,加上自己又身染疟疾,未能如愿。1940年底,陈然与“抗战剧团”的其他同志转移到重庆,将党组织关系介绍到我18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由党组委派徐冰直接联系陈然。1941年,国民党当局发动皖南事变后,“抗战剧团”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化整为零,陈然辗转到了重庆鹅公岩一所兵工厂和重庆中粮公司机器厂工作,他仍然以一个革命者姿态,积极投入各种进步活动。
那时的重庆,笼罩在白色恐怖中,由于叛徒出卖,原“抗战剧团”中的不少老领导和战友相继被捕,就连陈然在重庆唯一的朋友向长忠也成了叛徒,为了保持革命实力,1944年初,组织上秘令陈然与他的联系人徐冰立即断绝一切往来,并秘密安排陈然来到涪陵的石沱、新妙,以教书为掩护,继续开展党的地下斗争。
到涪陵秘密开展革命斗争
叛徒向长忠虽然四处打听陈然以及其他革命志士的下落,但他并不知道,陈然已经悄然无声地到了涪陵。到了涪陵的石沱、新妙之后,陈然一边教书,一边观察身边的其他教师的身份,准备秘密扩大党的组织。那时的陈然才21岁,不仅形象端正,英姿焕发,而且多才多艺,才能超群,陈然能歌善舞,通晓琴棋书画,十分活跃。
到了石沱小学后,陈然利用教音乐课的机会,向学生们教唱《朱警察查户口》、《王大娘补锅》、《金丝鸟歌》等进步歌曲,以唤醒师生和当地群众革命的觉悟。之后,陈然又创作、改编了《古怪歌》、《冷雨清秋夜歌》、《乌江歌》,其中《古怪歌》的部分歌词是:“往年古怪少啊,今年古怪多,板凳爬上了墙,灯草打破了锅,古怪多,古怪多,古怪古怪古怪多;半夜三更里啊,老虎闯进了门,我问它来做什么,它说保护小绵羊,古怪多,古怪多,古怪古怪古怪多……”以此未讽刺国民党当局发布的一些荒谬的政策和罪行。《冷雨清秋夜歌》的部分歌词是:“风风雨雨,凄凄迷迷,长夜里充满冷清意,远处隐约三更起,蕉窗前,树影摇,屋檐边雨点滴滴,愁思万缕为谁起?只因冷雨清秋夜,风雨凄迷,风啊!你为谁诉?雨啊!你为谁泣……”任何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些歌词是对国民党当局的強烈不满,是在为中国人民的命运而焦急和呐喊。
特别是《乌江歌》的部分歌词:“乌江的水从南来,滩多水急汹涌澎湃,乌江的船尾巴歪,拉了上去又滑了下来,用力拉,用拉拉!苦难的中国要我们挽救,乌江天险要我们向前,冲锋哟,拼搏哟……”明显是反对国民党当局,号召民众起来革命。就是陈然创作、改编、教唱的这几首歌,一下便激怒了石沱当地政府,加之石沱的党组织岀了叛徒任达,任达虽然并不知道陈然是共产党员,但他似乎发现了一点蛛丝马迹,经常到石沱小学清查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暗地里监视陈然的动向。
1944年秋,陈然在我地下党的安排下,离开石沱小学校,来到新妙小学,仍以教书为掩护,培养党的积极分子,宣传进步思想和革命道理。陈然到了新妙小学后,任高小四册的语文老师,还负责全校的音乐课。其实,学校也还有从重庆去的老师和从湖北湖南等下江“逃难”到新妙的年轻教师,陈然暗地里发现,他们思想进步,对中国革命怀有抱负,便躲过敌人暗插在学校的国民党特务,秘密开展地下革命活动。
一次,陈然在学校组织学生闹学潮,反对当时的国民党员、涪陵县国大代表朱永海在新妙小学任校长期间不务正业,贪污玩乐,镇压革命志的行为,一夜之间,新妙小学的教室、球场上贴满了打倒朱永海的标语,校园的墙上贴满了揭露朱永海罪行的大字报。几天后,学潮越闹越大,并且进行了罢课。当局为了平息这次学潮,只好将朱永海调离新妙,陈然等进步分子组织的这次闹学潮活动,取得了空前性胜利,大灭了国民党当局的威风,大长了革命志士们的志气。
不久,当地政府奉上级之命,要查清新妙小学教师队伍中的异党分子,对学校教师进行一一排查。陈然暗中了解到,学校以及当局根本不知道陈然早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多次参加革命活动的事,于是,陈然继续组织学生,教唱一些《大刀进行曲》、《童子军进行曲》、《黄水谣》、《游击队之歌》、《在太行山上》、《黄河颂》等进步歌曲和革命歌曲,用进步的思想武装师生们的头脑。
1945年的10月10日,是“民国国庆节”,陈然利用这一天,组织新妙师生开展“提灯会”活动,数百名师白天集会,佯装庆祝,可实际上是组织师生演讲,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搞国共合作、妄图分裂祖国的滔天罪行。晚上,师生们每人提一盏油灯,开展当地从未见过的“提灯会”游行活动,在陈然的带领下,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反内战,反压迫,反饥饿”等口号,唱着进步歌曲,从新妙小学岀发,绕新妙镇主要街道以及新妙万天宫、万寿宫、禹王宫、东狱庙等处游行,大涨了革命志气,使革命思想更加深入心。
陈然为办好《挺进报》夜以继日
1946年秋,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陈然悄然无声地离开涪陵新妙小学,来到重庆主城。1947年2月28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搜捕共产党,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被迫撤往延安。重庆的民主运动失掉了领导中心,许多要求进步的青年,一时显得犹豫、不安。重庆的地下党组织安排陈然联系和团结了大批进步人士,和有关同志创办了《彷徨》杂志,陈然在编辑《彷徨》杂志时撰写的一篇题为《论气节》的文章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其主要内容是论气节:什么是气节?那就是在平时能安贫乐道,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富贵荣华的诱惑之下能不动心志,在狂风暴雨袭击之下能坚定信念,而不惊慌失措,以至于“临难毋苟免”,以身殉真理。这种精神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养成的,它需要培养!然而这培养又不是“修心养性”,用主观的“毅力”和“决心”来驾驭自己的行为,因为气节并不是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高度的理性上,人总不免有个人的生活欲望,生存欲望,情感是趋向欲望的,当财色炫耀在你的面前,刑刀架在你颈上,这时你的情感会变得脆弱无比,这时只有高度的理性,才能承担得起考验的重担对世界,对人生的一种正确,坚定而深彻的认识,不让自己的行为违悖自己这种认识,而且能坚持到最后,这就是值得崇尚的,一种真正伟大的气节……
1947年7月,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通过关系和陈然取得了进一步联系和信任,并决定秘密出版由共产党领导下的《挺进报》。当时,陈然是一家机械厂的代理厂长,隐蔽条件比较好,党组织把负责油印《挺进报》和分发《挺进报》的工作交给了他。当年12月,陈然任《挺进报》特别支部组织委员,不久便任《挺进报》特别支部的书记,并具体负责报纸的编辑、岀版、印刷等工作,事实上,陈然成为了办《挺进报》的核心人物。
为了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陈然努力钻研印刷技术,学习油印知识,陈然刻写的蜡纸,由刚开始只能印50份,后来增加到能印1000多份。那时,重庆仍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搜捕革命志士,为把《挺进报》秘密发行出去,陈然千方百计把报纸伪装好,夜间寄发投放。后来,陈然除了印《挺进报》外,还印刷《反攻》及《中国人民解放宣言》《土地法大纲》等小册子,大大鼓舞了国民党统治地区人民和进步人士的胜利信心。《挺进报》更是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和恐慌,国民党特务机关曾三次下令,限期破获《挺进报》。
为了把《挺进报》办得更好,陈然常常是白天躲在屋里,用收音机或电台收听来自延安的声音,尽可能记得一字不差;晚上,陈然立即编辑稿子,刻蜡纸,印油印,夜以继日地工作,为的是坚持把党中央的声音,及时传达给山城入民,为山城人民的解放斗争鼓劲、加油。
由于叛徒的出卖,《挺进报》遭到了敌人的破坏。1948年4月21日凌晨,党组织派人通知陈然,要他印完最后一期报纸,于23日前把报纸全部运走,随时提高警惕,准备撤离。21日黄昏,陈然突然收到一位在国民党机关秘密工作的同志的一封密信。密信说:“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谨祝一帆风顺,沿途平安。”陈然感到形势严重,但他为了把《挺进报》最后一期赶印出来,仍冒险留下继续工作。22日下午5时,由于叛徒徐远举的岀卖,当陈然印完《挺进报》,刚把蜡纸烧掉,特务就包围了陈然的住宅,陈然镇静地把出事暗号——一把准备好的扫帚,挂在窗台外的钉子上,以便通知市委来取《挺进报》的人岀现了危险,然后从容被捕。
陈然被捕后,叛徒徐远举认为在陈然身上可以得到更大的收获,所以将陈然押到了二处,徐远举等人采用各种方法来拷问陈然,而陈然始终不告诉自己的组织关系,
狱中的陈然大义凛然
敌人为了得到川东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对陈然同志进行了持续一个多月的酷刑拷问,在这一个多月里,敌人几乎天天审讯,共动用了四十多套刑罚,几乎用遍了渣滓洞的所有酷刑,包括给陈然同志多次上老虎凳,上大挂、烤人油,压杠子,钉竹签子,烧烙铁,“擦汗”、灌辣椒水、猪鬃捅尿道、“鸭儿凫水”、“飞机下蛋”、上电刑等各种各样惨绝人寰的刑罚,敌人妄图以此来迫使陈然同志开口,面对敌人的酷刑,陈然同志毫不畏惧,坚贞不屈,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健壮结实的体魄挺住了敌人的残酷折磨。
国民党特务机关害怕陈然在狱中继续传播进步消息,把他单独囚禁在“中美合作所”白公馆楼上一间小牢房里。陈然仍利用一切机会与狱中共产党组织取得联系,把人民革命的胜利消息传给难友。陈然被押到渣滓洞看守所之后,叛徒徐远举、国民党高官陆坚如和张界等3人连夜赶到渣滓洞看守所,从临晨四点开始审问陈然,陈然态度非常自然,意志非常坚定。徐远举问:“你就是陈然!把你的组织交出来吧!”陈然神色自若地说:“办报是自由职业,有什么组织不组织。不让办,不办就是了。交什么组织?”
敌人为了从陈然口中得到中共重庆市委的核心线索,对他多次施以酷刑,但陈然始终坚贞不屈,保守机密。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挺进报》由编辑到发行,一切都是他一人干的。特务们在他身上一无所获,又采用各种威胁利诱的方法,拉他下水,都遭到了陈然的拒绝。“中美合作所”的所有重刑,差不多都对陈然用过了。虽然那些酷刑比他估计的要厉害的多,但对于一个有着钢铁般意志的革命者陈然来说,根本不起作用。
根据各种记载和幸存者回忆:陈然被捕后,开始陈然与特务周旋,拒不吐露真情,敌人只好用刑,但陈然仍坚贞不屈,不吐一个字。而叛徒徐远举又急于得到《挺进报》的核心情报,于是不得不搞车轮大战,10天内审讯7次,每次都用酷刑,最长一次连续刑讯5天(因伤势重不得不停下来)。值得一提的是第五天,陈然被拖进刑讯室,接着给他上了及其残酷的“披麻戴孝”。特务先把陈然双手吊在梁上;又把双脚的铁鐐固定在地上,让他动弹不得。然后就用皮鞭猛抽。陈然结实的肌肉顿时血迹斑斑。陈然咬紧牙关强忍着,过了一会儿,陈然赤裸的上身已经体无完肤,打手立刻用纱布把他的伤口缠上,然后把他放下来。陈然无力地躺在地上,根本不知道这是干什么。过了半个多小时,陈然身上伤口的鲜血开始凝固。特务猛然间又把他架起吊上,“嘶!嘶!嘶!”狠狠地扯去陈然身上的纱布。那纱布连着皮肉和鲜血一起被撕下来,陈然惨叫起来,顿时血流如注,昏迷过去……特务用冷水泼醒他,他为了忍住撕心裂肺的疼痛,已经咬碎了嘴唇。但他还是不肯吐露我党的机密!
陈然在渣滓洞里受的最后一个酷刑 (第十天),是他已经受过的重刑——老虎凳,特务们已经黔驴技穷,只好再试试老花样,在加第四块砖的时候连砖都碎了,可陈然仍以极其顽强的信念,不吐一个字,陈然因此腿部严重受伤,很长时间都要在难友的掺扶下才能勉强行走。后来,陈然被转送白公馆,因他性格刚烈,也与看守斗过几次,特务们正好借着“违反纪律”的缘由狠狠地折磨过他几次。一次是“飞鹅吊”,就是用牢固的麻绳或蜡线捆住拇指和脚趾,再分别吊起来,全身重量全落在脚趾和拇指上,那细绳深深的勒进肉里,痛苦无比。这种刑罚,不留伤痕,不用刑具,但痛苦比之其他刑具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有一次是“刮排骨”,陈然又被吊起,特务拿着钢丝刷刷他的肌肉,非常痛苦。陈然受到这种酷刑的折磨后,肺部会极度挫伤,每一次呼吸都会很疼痛。
陈然先后关押于歌乐山重庆军统集中营,渣滓洞, “中美合作所”白公馆,军统看守所等处,在狱中受尽酷刑,但他仍坚贞不屈,并坚持用半截铅笔和香烟盒的纸,秘密编写狱中《挺进报》,让国民党当局大为恼怒。
1949年10月28日,在重庆即将迎来新的曙光时,陈然和一批狱中的革命者为了信仰,在重庆大坪刑场被公开枪杀,壮烈牺牲。陈然就义时,他用已经被五花大绑的双手,扯下了身后的“死囚”标签,他当时面对着刽子手,怒目喷火,特务硬是把他拉转过去,他硬是转过身来,身中数枪都没有倒下去,还一直高喊着口号,最后特务们不得不用机关枪扫射……
解放后,杨益言等人在创作小说《红岩》时,其中的一位主人翁叫陈岗,而陈岗的原型就是陈然烈士,在小说《红岩》中描述陈岗时的所有内容,几乎全部来源于陈然烈士实实在在的感人事迹。
为了让更多的涪陵人记住陈然这位伟大的革命者,从2024年开始,涪陵区相关部门已决定在新妙修建陈然烈士纪念馆,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红色基因教育,让人们记住陈然这位英雄,记住这段历史。(冉启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