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主力红军长征在重庆
发布时间: [2026-10-09 09:55:40]
重庆是一座英雄的城市，诞生了伟大的红岩精神。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留下了光辉的战斗足迹，尤其是我市的七个革命老区县具有较为特殊的红色辨识度：城口是原川陕革命根据地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三个第一”和“一个唯一””（是重庆第一个打出地方红军旗帜的县，第一个被地方红军解放县城的县，第一个迎来红军主力部队的县和唯一一个成建制地建立了县、区、乡、村四级苏维埃政权的县）的鲜明老区特征；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石柱五个老区县是原湘鄂川（渝）黔革命根据地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以酉阳南腰界为军事大本营的黔东特区，为极端困难的红二、六军团找到了转战栖息之地，1934年10月的南腰界会师，是红军长征中的第一次会师，更是被誉为“胜利的会师、模范的会师、团结的会师”；涪陵革命老区是原四川大革命失败后唯一保留革命火种之地，曾被誉为川东“小莫斯科”。
红一军团为保卫遵义会议挺进綦江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为防止川军进犯，保卫遵义会议胜利召开，1935年1月15日，红一军团一师二团在团长龙振文和政委邓华率领下，向綦江羊角进发。行进途中，红二团与刘湘二十一军模范师三旅八团三营一连相遇，经过激烈战斗，红二团将敌军击溃，并俘虏20多人。同一天，红二团先头部队还与贵州松坎盐防军有过一次战斗，将敌军击溃。由此，红二团在綦江抢占了羊角一线的有利战略位置，形成了护卫遵义的最北一道防线。1935年1月20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次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兵分三路向赤水进发：左纵队（三军团主力）从遵义地区急行军，迅速脱离追敌；毛泽东等率领中央纵队（九军团、军委纵队及五军团）从桐梓城北，翻马陵岗进发赤水；右路纵队（红一军团全部）则从松坎进占綦江石壕，造成佯攻重庆之势，牵制川军兵力，然后迅速转道赤水。
1935年1月21日早晨，红一军团以红一师作前卫，红二师作后卫，于当天下午到达綦江石壕。当日上午，从綦江羊角出发的红二团也奉命赶往石壕。红一军团在綦江期间纪律严明，不扰民，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分浮财，把粮食和衣物分给缺吃少穿的贫苦农民。红军战士还主动为乡民劈柴、挑水、打扫院落，赢得了人民的拥护。群众主动为红军带路，青年纷纷参加红军。从此，“石壕哪年不过兵，过兵百姓不安宁。唯独当年红军过，一来一去很清静。不拿东西不拿钱，走时地下扫干净”的歌谣便在綦江民间广为流传。1月22日凌晨，红一军团从石壕出发，经高石坎、梨园坝等地进军赤水。当川军二十一军等军阀部队尾随追击而来时，红一军团已经“一渡赤水”。
红二、红六军团酉阳南腰界胜利会师
1933年6月，原井冈山根据地的红军赤卫队、游击队经发展壮大，合编成立红六军团。1934年8月7日，作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先遣队，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转战湘、桂、黔广大地区，并于同年10月24日抵达贵州印江木黄，同前来接应的红三军会师。
在此之前，红三军在贺龙、关向应等人的率领下辗转来到酉阳南腰界，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特区，为和红二、六军团会师打下了坚实基础。
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主力与红三军从木黄兵分两路向酉阳南腰界转移。川黔边独立团和唐家溪游击大队连夜在小溪搭起浮桥，迎接红六军团。南腰界区革命委员会组织干部在南腰界附近村庄为红六军团划驻地，并动员苏区人民腾房、让铺、筹粮、送菜，让远道而来的红六军团指战员吃好、休息好。1934年10月26日，红三军和红六军团所属部队指战员8000多人先后到达南腰界。随后，任弼时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召集两个军团领导人在红三军司令部开会，决定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两军团统一行动，立即展开湘西攻势，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1934年10月27日，红二、红六军团在酉阳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了会师大会。
为了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1934年10月28日清晨，红二、红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向湘西地区发动攻势，先后占领永顺、桑植、大庸、桃源、慈利等县的大部分地区。1934年11月26日，根据中央指示，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湘鄂川黔省军区等机构成立，任弼时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贺龙任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兼军区司令员，标志着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初步建成。
1935年1月至8月，红二、红六军团粉碎了敌人80多个团的“围剿”，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部署，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1935年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主力开始长征，红十八师留守根据地牵制敌人。同年12月，红十八师先后转战重庆酉阳、黔江、彭水、秀山等革命老区，于1936年1月11日在贵州江口县回归红六军团建制。
红四方面军解放城口
1929年4月27日，在李家俊的带领下，这支农民武装发动了固军坝起义，成立川东游击军第一路，并于同年6月改编为城（口）万（源）红军。1930年1月，城万红军被中共四川省委改编为四川红军第一路游击队（亦称川东游击军）。同年3月21日，川东游击军兵分三路，一举攻占城口县城，后遭到当地军阀刘存厚的多次“围剿”，终因寡不敌众，退出县城。之后，王维舟重组川东游击军。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打破军阀历时四个月的“三路围攻”。红四方面军于1933年8月中旬至10月底，接连发动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和宣（汉）达（县）三次战役。
其中，宣达战役历时11天，红四方面军解放了宣汉、达县、万源三座县城和城口大部分地区，共歼敌六个团，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在这次战役中，川东游击军积极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为取得整个战役的胜利和红军主力部队的发展壮大以及扩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川东游击根据地与川陕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川东游击军也发展到1万余人。
1933年11月2日，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委。至此，红四方面军发展到5个军，共8万多人。随后，国民党军发起“六路围攻”，企图在“三个月之内肃清川陕红军”。红四方面军在反“六路围攻”作战中，于1934年6月15日解放城口县城。1934年9月2日，中共城口县委正式成立，9月15日城口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并建立起6个区、21个乡、84个村的苏维埃政权，形成了重庆市唯一成建制的县、区、乡、村四级苏维埃政权组织体系。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城口县农民向红军主动捐粮20多万斤；青壮年更是踊跃参军，共有3000多人参加红军和游击队、500多人参加长征。为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上，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发起陕南战役，城口境内的红军先后撤离。同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主力顺利渡过嘉陵江，开始了长征。
红军撤离重庆境内后，尽管国民党军阀和地主还乡团对革命人民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但红军播下的革命火种并没有熄灭：
红军离开后，在酉阳，黔东独立师川黔边独立团副团长符功荣完成牵制敌人的任务后，返回家乡，卖掉自家的田地，购买枪支弹药，组织起一支30多人的游击武装，坚持斗争，时常给南腰界的还乡团以有力打击；在秀山，巴盘乡苏维埃主席黄治安带领自卫队员打击地主武装，坚持斗争长达三年；在城口，留下的部分红军战士、游击队武装，以及大批共产党员、苏维埃政权干部，继续战斗在大巴山，与反动派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
红军离开后，为保护红军标语，重庆人民运用自己的智慧与敌人展开了巧妙的斗争。有的用食盐、石灰等涂抹后，再用黄泥巴盖起来；有的用炭灰、烟墨直接涂抹掩盖标语。巫溪的红军标语“红军为穷人得到土地粮食和平而战”、城口的红军标语“人民好坐江山”等都被当地人保留了下来。
保护红军文物。红军离开后，国民党反动派强迫人民交出和销毁红军用过的实物，妄图消除红军对当地人民群众的影响。人民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保存了大量使用过的实物。酉阳游击队员冉隆昌就将战斗中用过的一把刻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钢刀保存了下来。酉阳保留下了红军使用过的怀表、綦江保留下了“蒋介石是帝国主义走狗”宣传画等。
三大主力红军先后进入重庆境内，分别完成‘家底’积攒、先遣队任务、策应中央红军转移、保卫遵义会议召开、牵制川军兵力等战略任务，传播了革命真理，宣传了党的主张，播撒了革命火种，为中国革命斗争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