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四川的军事斗争极其严重而复杂，先是护国，继是护法，时而川军援陕，时而陕军援川。尤其是护国战争开始后，滇、黔军和川军蹂躏四川，战火烧遍全省，兵匪交织为害，横征暴敛不已，以致全川工商凋敝，财源枯竭，金融紊乱，灾荒频仍，瘟疫、烟祸流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四川各派军阀依据其实力强弱占据大小不等的地盘作为防区，驻防军阀在其防区内，掌握着军政大权，为所欲为。位于川陕交界处的城口，处于南北政权争衡的前哨，长期处于战乱状态，再加上地方土匪猖獗，地主豪绅压榨，致使城口生灵涂炭，百姓苦不堪言。自1919年以后，川陕各派军阀为扩大各自的防区，拼命争夺地盘，在城口混战长达10余年。1927年，“川陕边防督办”刘存厚部徐载明营、邓德胜营、胡忠廉营驻军城口，横征暴敛，招兵买马，扩军备战。1933年，土匪王三春部以“城万游击总司令”的名义进驻城口。王三春在城口新建粮募局、招兵局，强征军粮，扩充兵力，四处抢夺民财，奸淫妇女，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不少农民被迫逃荒避难。

     地方军阀自设厘卡，自筹军饷，以及敛财自肥，无不施行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财政经济政策；区、乡、保、甲设目摊派，各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征收比例逐年成倍增长。征收捐税数额之“苛”，种类之“杂”，手段之“狠”，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把四川变成了人间地狱。刘存厚统治的城口、万源、宣汉、达县四县，向农民课征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种类多达70余种，并且还实行一年数征和预征，在1933年田赋就预征到了1983年。同时，地主阶级利用所占有的土地大肆剥夺农民。民国年间，城口全县95%的耕地属地主、富农（佃主、雇主）所有，地主、富农将占有的大量土地出租给农民耕种，以收租、纳课等封建剥削形式搜刮农民。沉重的地租，常常逼得佃农家破人亡。地方武装团练的敲诈勒索也是人民的一大灾难，官府拉夫、派款，团练武装就组织人员上门搜刮。川东北老百姓有一首民谣唱道：“匪如梳、兵如篦，团练犹如刀刀剃，收款委员来剥皮”。这是贫苦农民深受军阀、官僚压榨剥削的真实写照。除此之外，城口匪患特别严重，土匪四处打家劫舍，骚扰乡民，使城口人民更是雪上加霜。军阀、官僚、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整个农村变成了民不聊生的人间地狱，农民大量饿死、冻死和逃亡，人口急剧下降。据《城口县志》记载，1925年城口县总人口是134222人，到1934年，全县人口总数为57731人，10年间减少了76000多人。

     军阀混战和封建剥削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官逼民反，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贫苦农民，为了自己的生存，反抗呼声日益高涨，革命斗争的烈火一触就会燃烧。红军入川之前，四川人民的自发武装反抗和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已遍及全川，1927年至1935年，四川共发动武装起义69次，其中大部分发生在川东地区。1929年由李家俊等革命先驱在城口、万源组建城万红军，发动了川东固军坝武装起义，点燃了革命烽火，创建了全国较早的游击根据地。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入川，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10月，红军攻进城口，开辟了城口苏区，建立了中共城口县委和城口县苏维埃政府，使城口成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把城口铸进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色版图。在这块红色土地上，留下了不朽的战斗诗篇和光辉的革命足迹。（城口县老促会张合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