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熟悉中国近代历史的人都知道,发生在1927年的“四·一二”大屠杀,是蒋介石公然背叛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一次血腥的反革命政变,而发生在这之前10来天的重庆打枪坝“三·三一”惨案,正是“四·一二”政变的一次预演。
惨案的起因来自一则由南京传来的消息。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当地民众举行庆祝集会,没料到竟遭英国军舰开炮轰击,打死打伤我骨肉同胞2000余人。
消息传到重庆,3月31日,江北中学、治平中学、宾兴女校、文昌宫小学等校师生,在中共江北县特支领导下,乘船过嘉陵江,朝打枪坝会场集中,参加由中共重庆地委组织的“重庆各界反对英帝国主义炮轰南京市民大会”。不幸的是,敌人的屠杀开始了。据“三·三一”惨案幸存者左温曼女士在《纪念“三·三一”惨案六十周年》一文中回忆:“当我们进入会场,到指定地点整队肃立,主席台宣布大会开始时,突然一阵密集的枪声响起,子弹射向主席台,射向人群。会场顿时大乱。持铁棒、大刀的打手,追赶手无寸铁毫无防备的群众。在混乱中,人群像潮水涌来,好些中小学师生被压死、踩死。参加开会的同胞,成百上千地横尸会场,烈士们殷红的鲜血绘成悲壮的场面。”
这里介绍几位“三·三一”殉难烈士的故事。
漆南薰,名树棻,1892年生于四川江津县李市乡一世代书香门第之家。自幼聪颖好学,“稍长,重气节,慷慨有大志”。在江津中学读书时,在家中墙上奋笔题写岳飞的爱国诗篇,抒发他的救国之志,并用以自勉。后因反对学校当局迫害学生而被无理开除,转赴成都入成都府中学堂,与郭沫若同校。他学习成绩优秀,对政治的兴趣很浓。
1915年漆南薰赴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和第四高等学校。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部,受教于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在其影响熏陶下,逐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留学期间,他对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蹂躏下,灾难深重的祖国更为关注。每与同学郭沫若、王学文等谈及国事,总是慷慨激昂,声泪俱下。从大学三年级起,即潜心收集了大量有关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资料,通过分析研究,选写了《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的毕业论文,深受导师河上肇的赞许。
1924年,漆南薰学竟归国,任教于上海法政大学,继续深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在毕业论文的基础上,于1925年写成了一部约30万字的专著《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他在书的《著者序》和《读者注意》中公开声明,此书系采用马克思派学理以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因为世界上除了马克思派,实无人将资本帝国主义的真象暴露于外。”全书以揭露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中国的罪行为理论中心,在我国政治经济学界第一次根据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基本原理,科学地提出了“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这一本质问题,揭示了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旧中国遭受到列强残酷蹂躏的根本症结。从而唤起中国人民奋勇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揭开了近代中国经济史上的新篇章。
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漆南薰积极参加群众反帝爱国运动,并在上海《民族日报》上选文剖析五卅惨案的根本原因,乃是“英国资本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中国之一种必然结果。”同年,他还应郭沫若之邀,参加创办《洪水》半月刊。
1926年初,漆南薰回到重庆任《新蜀报》主笔。在反川途中看到的是一幅幅令人触目惊心的景象:军阀把四川变成了“军械的世界,鸦片的世界”,使他伤心惨目,更激起了他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军阀的无比愤恨。在《新蜀报》工作期间,他几乎每天都为该报写一至二篇非常富有战斗性和鼓动性的社论或时评,热情宣传革命,并以犀利的笔触,揭露、痛斥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相勾结的种种罪行,道出了人民大众的心声,被誉为继肖楚女之后的一位“有声有色的报人”。
1926年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担任“北京惨案重庆后援会”的委员,投身于群众抗议运动的组织工作,并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揭露惨案真相,分析惨案发生原因,驳斥段祺瑞政府嫁祸于人的谬说,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国民革命的口号。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漆南薰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愈来愈深刻地认清了国民党右派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他在1926年夏季以后发表的大量文章中,系统的阐述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与此同时,他作为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左派)执委会常务委员,与共产党亲密合作,并肩战斗。他同中共重庆地委负责人杨闇公、刘伯承、吴玉章、冉钧等保持密切联系,当时代表共产党同他直接联系的就是刘伯承。在重庆和四川的每一项重大政治活动中,漆南薰都挺身而出,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同共产党人和其他国民党左派人士一道,大力动员,组织群众开展一系列革命斗争。他是重庆五卅惨案周年纪念会的负责人;是重庆新闻界雪耻大会的执行委员;是重庆“七·二”惨案周年纪念大会的宣传主任;是万县“五·九”惨案全川外交后援会总务部执行委员。他还兼任国民革命军二十军向时俊师(第五师)政治部主任和由吴玉章、杨闇公等创办的重庆中法大学兼职教员,在军队和学生中进行政治教育工作。为巩固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做出了积极贡献。
1927年3月31日,漆南薰参加由中共重庆地委组织的“重庆各界反对英帝国主义炮轰南京市民大会”。被选为大会总主席。会前已经获悉,反动军阀要下毒手,特别扬言要杀杨闇公,漆南薰等人。漆南薰毫不畏惧,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对妻子说:“不打倒军阀,活着也没有意思。‘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为打倒军阀而死,重于泰山,死有何憾?” 31日晨他与五师政治部教官封岳崧一起赴会,途中一位师部副官匆匆赶来劝阻,漆南薰回答说:“我们是得去的,纵有危险,也不打紧。”当漆南薰登上主席台正准备主持大会时,被早已潜伏在会场中的暴徒开枪击中,用马驮至浮图关兰文彬师部,经验正确实,拖至两路口用刀肢解,惨遭杀害。
冉钧,原名高镒,化名浩然。江津市津福乡人。1920年由重庆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经李立三、聂荣臻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夏,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25年回国在重庆开展革命斗争。
1926年初,重庆党支部成立,冉钧任书记。2月底,经中共中央批准,四川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冉钧负责组织工作,并负责群众罢工和国民外交后援会工作。1926年9月,“万县惨案”发生后,他具体负责成立了重庆“九五惨案国民雪耻纪念会”,抗议英帝的暴行。党组织还派他筹组了重庆总工会,在1926年11月,国民党(左派)四川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组织审查委员会委员。
“三三一”惨案中,冉钧在工人纠察队和革命群众的掩护下,跳城墙脱险,藏匿江北。4月1日上午,他与任白戈一道去团地委书记刘成辉家,准备约刘去找地委书记杨闇公研究惨案的善后工作,途经七星岗蜈蚣蛉,被刘湘的便衣认出,当即遭到枪杀。
陈达三,大革命时期四川国民党左派重要人物、川军宿将。
红岩英烈陈达三
1903年陈达三考取四川武备学堂,开始了戎马生涯。1906年在保定军官学堂读书时参加同盟会,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政府反动统治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历任川军少将参谋长,中将参谋长,与刘伯承友谊甚深。
大革命时期,陈达三与四川共产党人杨闇公、吴玉章等真诚合作,成为坚定的国民党左派。由于陈达三是川军的老资格,中共重庆地委决定他做上层统战工作。1926年下半年,刘湘在重庆开办军官训练班,他派陈达三负责,并与杨闇公、李筱亭、冉钧、漆南薰等担任教官,陈达三等人利用身份之便,做川军将领的工作,使刘湘部队校官以上军官中,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有所改变。他不负重托,促成了川军七军阀首领“易帜”。
1926年底,泸顺起义爆发后,陈达三担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刘伯承的驻渝代表,往来于重庆、泸州、合川、顺庆之间,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并负责筹集起义军需、军械后勤供应工作。
“三三一”惨案当天,当陈达三正要动身赴会时,屠杀的枪声和喧闹声已经开始,他急忙赶到会场制止。他一心想着救群众,不顾个人安危,边跑边连声高呼:“不准乱开枪!”“不准乱打群众!”在五福宫外指挥暴行的兰文彬部属发现了他,开枪射击,陈达三饮弹倒下。
1987年3月29日 重庆“三·三一”惨案死难志士群葬墓地纪念碑落成典礼在重庆江北区五里店隆重举行。上午9 时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在乐曲和鞭炮声中,为群葬墓地剪了彩,杨尚昆同志还亲手为碑前的塑像揭幕。
当年21岁的左温曼是江北县立文昌宫小学教师,到1987年重庆建成“三·三一”殉难志士群葬墓地纪念碑时,已年过八旬。同样80多岁的雷成农老人,是“三·三一”惨案幸存者熊述静的丈夫,雷老一直盼望着在五里店曹家坪建烈士群葬墓,立纪念碑。在1987年3月31日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这天,他悲喜交集当场吟诗一首:
六十年前国步艰,赤手空拳斗敌顽;
中华儿女英烈甚,满腔热血倾巴山。
横尸累累知多少,桑田无处不墓园;
今日赢得舒眉展,巍巍丰碑接云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