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日报记者 罗静雯 实习生 邱恋岭）1926年底至1927年初，随着北伐战争的迅速推进、四川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及左派力量的日益壮大，军阀势力得到极大削弱，但为了保住其风雨飘摇的统治基础，他们时刻想伺机反扑。
而此时，蒋介石一方面加紧与帝国主义势力勾结，借“迁都之争”在国民党内制造分裂，希图借此独揽大权，清除共产党人；另一方面，又限制共产党和压迫工农运动，还暗地加紧拉拢拥兵自重的地方军阀。
大革命潜藏的危机因两股势力的合流而日渐端倪。
蒋介石集团勾结军阀
密谋剿杀革命
根据《四川档案史料》、《重庆文史资料选辑》、《四川档案史料》等记载，1926年12月27日，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任命刘湘、赖心辉等军长职务，并委刘湘为川康绥抚委员会委员长。
1927年初，蒋介石玩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通令四川各部“同隶革命旗帜，不准互有军事行动”，一方面又派亲信吕超、向育仁、戴弁、杨引之及一批黄埔生入川，与国民党右派和四川军阀刘湘等密谋镇压四川革命群众运动。
在刘湘支持下，巴县地主、武装民团团阀申文英等与国民党右派分子石青阳公开在南岸组织“讨赤军”，勒索“讨赤费”。南川、长寿亦发生摧残革命力量的事件，国家主义派分子组织的“中国青年党”也在重庆成立四川省支部，革命和反革命双方斗争日臻激化。
3月23日，蒋介石派亲信、黄埔学生戴弁给刘湘带来两份电报：一份是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免去蒋介石总司令职务的决定；一份是蒋介石以南昌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名义解散武汉党政军联席会议的通电。这两份内容迥异的电报，显然要刘湘在国民党内部分离之际明确表态。
据《回忆刘湘易帜和“三三一惨案”》书中所载，刘湘看后电报称：“这才是真正的南土（鸦片的俗称），过瘾！过瘾！”并表态“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服从总司令的命令”。
同日，蒋介石又密电刘湘“限两周内消灭川境（革命）力量”。蒋与刘的政治合谋，使四川大革命形势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
在形势诡谲之时，英、美等驻重庆领事和侨民纷纷撤离，停泊在重庆的七艘兵舰和商船也升火待发。重庆市内空气极度紧张，大革命形势日渐危机四伏。
“三三一”惨案死伤千余人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英帝国主义以护侨为名于当天用军舰炮击南京，造成中国军民死伤2000余人。
3月28日，中共重庆地委和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决定，于3月31日在打枪坝召开重庆市民反帝大会，声讨帝国主义罪行，拥护武汉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同日，左派省党部还召集各界团体代表开会，商讨布置大会事宜，重庆各界群众纷纷响应。
得知消息，刘湘一面派人对左派省党部负责人杨闇公、李筱亭等进行威胁，企图阻止大会召开，另一面在回水沟公馆内秘密开会，布置镇压行动，企图将重庆地区的中共党员和左派国民党人一网打尽。
面对反动军阀的威胁和英帝国主义的挑衅，30日晚，杨闇公组织中共重庆地委、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和团地委负责人召开会议，冉钧、钟梦侠、刘成辉、蔡铭钊、任煜（任白戈）、程志筠、程仲苍到会。会议决定大会如期举行，并通知党团地委和国民党左派省、市党部领导成员带头参加，准备牺牲。
3月31日上午，反帝大会如期在打枪坝隆重召开。中共党团地委的全体成员、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的绝大多数成员与工、农、商、学、妇各界群众两万余人到会。
9时许，各地工农群众和各校学生队伍进入会场。杨闇公等人刚刚宣布大会开始，场内便衣武装骤然发难，亮出手枪、马刀、木棒、铁尺等向手无寸铁的群众猛击，在场外的百余武装人员也乘机冲入会场，开枪扫射，展开一场血淋淋的大屠杀。
打枪坝本有五处出口，但都被敌人堵断。场内群众欲逃不能，前拥后挤，有被枪击者，有被挤伤挤死者，还有因被追击冒险坠城至死伤者。现场一片混乱，血流满地。
大屠杀从11时起，至14时结束，根据中国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事后统计，死者300余人，重伤者700至800人，轻伤者不计其数，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三三一惨案”。
大批先辈志士喋血牺牲
随后，军阀、团阀组织暴徒捣毁了市总工会、妇女联合会、巴县中学、巴县国民师范等左派机关学校，并四处追杀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
重庆市党部执行委员、著名经济学家漆南薰是第一个遇害者。他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见会场秩序大乱，他挺身而出制止暴徒行凶，反被打倒，拖至两路口剖腹、割头、肢解，壮烈牺牲。
31日上午，中共重庆地委书记、省党部执行委员杨闇公和黄慕颜在混乱中脱险后，隐藏在南岸一户农民家里，商量乘船赴汉口，向武汉政府汇报惨案真相。
4月4日凌晨，杨闇公化装准备赴武汉，不幸在刚起锚离港的“亚东”号轮船上被捕，随后被送往佛图关蓝文彬师军事学校关押审讯。
面对敌人的利诱和严刑，杨闇公坚贞不屈，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军阀震惧，割其舌，断其手，剜其目。最后，杨闇公身中三弹，于4月6日英勇牺牲于重庆佛图关，年仅29岁，以生命和热血实践了自己“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的誓言。
负责中共重庆地委组织的冉钧，在工人纠察队和革命群众的掩护下跳出城墙脱险，藏匿在江北。当天深夜，为了联络幸存的同志，销毁党的秘密文件，他又渡江回城。
行前有同志劝冉钧暂时隐蔽，他痛心地说：“（陈）达三、（漆）树芬都当场牺牲了，我怎么可以一个人偷活着呢！”
4月1日上午，他与任白戈一道去团地委书记刘成辉家，准备约刘去找杨闇公研究惨案善后工作，在途经七星岗蜈蚣岭时，被刘湘的便衣认出，遭到枪杀。
“三三一”惨案致使大批先辈志士喋血牺牲，但他们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为革命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和英雄气概。
党组织遭到大破坏
革命运动陷入低谷
“三三一”惨案，同赣州惨案、九江惨案、安庆惨案一样，实则是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的预谋。惨案发生后，四川反动军阀到处破坏革命组织，抓捕革命分子，镇压革命运动，枪杀共产党人。蒋介石集团联合四川省内的地方军阀、团阀，加快了对国民党各级左派党组织、共产党组织的破坏和镇压。
4月9日，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刘成勋、赖心辉、田颂尧等四川军阀联名通电，拥蒋反共。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反动军阀向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以及革命群众大开杀戒。
随后，巴县团学绅商联合会又呈请刘湘，要求没收共产党人财产，对吴玉章、邓懋修、杨闇公、李筱亭、陈达三、邓劼刚等55名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均加以“宣传共产，运动赤化”的罪名，要求“通缉归案，处以极刑”。
4月11日，蒋介石清党密令发出后，成都市总工会及分工会多处被暴徒捣毁。长寿驻军范绍增出动军警，包围国共合作长寿县党部和觉民公学等处，并搜捕捉拿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朱家声、但文思、韩辉猷、蔡子荣四名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进步人士不幸被捕，当晚韩辉猷被枪决。长寿特支负责人和党、团员被迫撤离，党的活动停止。
在荣昌的共产党人吴尚周、吴超然先后撤走，青良翰在荣昌中学暑期也随即撤走，中共荣昌县党支部活动停止。
4月中旬，反共逆流蔓延到下川东，军阀杨森开始“清共”，万县及其周边地区一片白色恐怖。开县两个党团小组与中共重庆地委失去联系，无形解体。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驻万县第20军军党部的中共党员，立即发起组织万人讨蒋锄奸大游行，游行队伍声势浩大，显示了革命人民在党领导下的反蒋决心。随后，第20军军党部的中共党员均先后撤离万县，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的主要骨干也多数转移到外地。驻忠县旅长刘治国于4月14日凌晨捣毁忠县县党部，忠县共产党人转入地下继续活动。
有蒋介石作靠山，四川反动军阀的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中共重庆地委被完全破坏，国民党左派省党部被彻底摧毁。革命分子或被杀，或被捕，或被迫撤离四川。当时的《民力日报》评述说：“‘三三一’惨案发生后，所谓共产党人已绝迹，即国民党中稍有左倾色彩亦不能立足……无论何人，一经有人指为共产党，均已惶惶无主，不但无申辩之可能，亦且无申辩之余地，俨若待决之狱囚者然。”
“三三一”惨案，导致白色恐怖笼罩全川，川渝的革命组织、中共党团组织被迫转入地下，走上了漫长而艰苦的斗争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