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8日，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牺牲84周年纪念日。

　　在松柏苍翠、肃穆庄严的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内，一座占地2200平方米的庭院里坐落着李大钊烈士陵园。淡青色花岗石纪念碑上，镌刻着中共中央撰写的碑文———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27年4月16日，段祺瑞政府刚垮台，奉系军阀张作霖占领北京。看到满大街耀武扬威的东北兵，以足智多谋而被北京大学同仁戏称为“鬼谷子”的沈尹默，匆匆赶到孔德中学，把正在听课的李葆华叫了出来，“转告你父亲，要他加倍小心，张作霖杀人不眨眼的啊！”

　　李葆华的父亲就是沈尹默原来在北大的同事、时为国共两党北方地区最高负责人的李大钊。

　　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胡家坨乡大黑坨村。父亲因病去世6个月后李大钊才出生，一岁半时母亲又不幸病故，是慈祥的祖父含辛茹苦、节衣缩食将他抚养成人。

　　李大钊自幼勤奋刻苦，成绩优异。1907年，李大钊到天津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从预科读到正科，直到1913年毕业。从天津法政学校毕业后，李大钊“仍感学识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回国后，1918年1月经章士钊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推荐，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

　　留学3年，李大钊痛感国家危亡，开始寻求救国之道。1918年冬，他参与主编《新青年》，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广泛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1919年7月，李大钊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激情澎湃的呐喊，影响了一大批时代青年，许多人就是通过学习李大钊的这篇文章，转而寻求马克思主义真理。其中有一位来自湖南韶山的青年，作为北大图书馆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他经常向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请教，深受其影响，他就是毛泽东。

　　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远东局局长维金斯基等人来到中国，首先找到了李大钊。通过深入交谈，两人对筹建中国共产党取得一致意见。随后，李大钊又介绍维金斯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由此开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伟大壮举。

　　1920年5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筹备建党时，考虑到党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一时拿不定主意，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非常明确地回答：叫共产党。

　　不顾安危改组国民党

　　中共一大后，北京成立了党的北京地方委员会，后又成立中共北方区委，都是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

　　1922年8月，李大钊参加了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的特别会议，研究国共两党合作问题。李大钊赞同共产国际的指示，主张共产党员参加到国民党中去，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会后，李大钊到广州去会见孙中山，同他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与振兴中国之问题”。通过频繁接触，李大钊与孙中山建立了亲密友谊。

　　孙中山亲自主盟，介绍李大钊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委托李大钊与廖仲恺、鲍罗廷一起负责国民党改组工作。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指定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和李大钊5人组成主席团，轮流担任大会主席。回到北京后，李大钊很快就帮助建立起了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天津市党部和直隶省党部，推动了国共合作在北方的发展。

　　北洋军阀愚昧无知，他们害怕“赤化”。因为国共合作，他们也不分什么共产党、国民党，笼而统之，把孙中山称作“南赤”，把李大钊称作“北赤”，多次下令通缉抓捕李大钊。

　　反动军警不但搜查了李大钊在北京的住所，还派兵到他乐亭的故居去抓人。夫人赵纫兰很是为李大钊的安危担心，李大钊写信对她说：“这种无耻的迫害是吓不倒我的。”

　　1926年3月初，奉军不断用军舰运送军队在天津大沽口登陆，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作战。国民军于是封锁了港口。3月12日，两艘日本军舰驶入大沽口，其后跟随着数艘奉系军舰。国民军发觉后立即以旗语制止，并发空炮警告。蓄意挑衅的日本军舰突然炮击大沽口，炸死炸伤国民军官兵多人。事后，日本又纠集英、美、法、德等八国公使，以《辛丑条约》为名，提出最后通牒，蛮横要求国民军撤防，限48小时内答复。

　　大沽口事件激怒了中国人民。在李大钊和中共北京区委的组织发动下，当月18日，北京各学校、工会等200多个团体共10多万群众聚集到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公使最后通牒的示威大会，并组织了2000多人的请愿团，前往段祺瑞的执政府请愿。

　　段祺瑞大开杀戒，命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请愿代表枪击刀刺。一时间，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血流满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鲁迅称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三·一八”惨案后，北京一片白色恐怖。1926年3月底，李大钊等人接受苏联同志的建议，将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机关迁入位于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国兵营内。不久，国民党方面的徐谦、顾兆熊、陈友仁等和共产党方面的陈乔年等人，先后被调往广州参加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李大钊独自承担着领导北方地区国共两党进行革命斗争的重任。

　　枪声响起时，他正在伏案工作

　　1926年4月，在直、奉系军阀的联合进攻下，冯玉祥的国民军败退南口，张作霖占领了北京，当上了“安国军总司令”。

　　沈尹默很为自己的老友李大钊担心，于是匆匆找到李葆华，要他转告李大钊注意人身安全，最好能暂时离开北京。

　　李葆华回到家中，向父亲转告了沈尹默的话。李大钊听后平静地对李葆华说：“你再见到沈叔叔时告诉他，谢谢他的关心。要离开北京并不难，就是工作离不开，我是不会走的。”

　　果然，张作霖占领北京后不久，就以“宣传共产赤化”的罪名杀害了《京报》主编邵飘萍和《社会日报》社社长林白水。

　　李大钊是反动军阀的“眼中钉”。

　　1926年9月的一天，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吴郁文接到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的命令，让他马上派人到北郊警察署审理共产党的案子。吴郁文派王景有和杨恩华带人赶到北郊警察署，看见警察正在审问拷打一个人。

　　北郊警察署长告诉王景有和杨恩华，这个人是在街上散发传单时被当场抓住的，经过王景有和杨恩华的严刑拷打和“多方劝导”，这个人终于招供自己叫李渤海，是中共地下党员。李渤海叛变投敌，泄露了李大钊隐匿在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内的情报。

　　根据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警不得随意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更不准携带武器进入。京师警察厅为了探寻李大钊下落，派出大批特务化装成人力车夫、小商贩，天天在苏联大使馆旁边的旧俄兵营门口窥视。

　　在与帝国主义串通密谋之后，1927年4月6日清晨，吴郁文率大批军警涌入东交民巷使馆区。10名彪形大汉抱在一起，用身体作木桩，强行撞开大门。苏联使馆工作人员上前阻止无效，拔出手枪对空鸣了一枪，随后被一拥而入的军警们抓住。

　　枪声响起时，李大钊正在伏案办公，大女儿星华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妻子赵纫兰带着小女儿炎华在院内散步。听到尖厉的枪声，星华惊吓得扔下报纸，扑进父亲怀中。李大钊镇定自若，安慰女儿说：“没有什么，不要怕。”说着，他拉着女儿的手，走进兵营北楼二层东边的一个僻静房间，坐在一张椅子上，把女儿揽在身边。

　　片刻间，屋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一群警察和宪兵拥着前一段时间被捕的阎振山闯了进来。一个便衣特务指着李大钊问阎振山：“他是谁？你认识他吗？”

　　阎振山摇了摇头，说：“不认识。”

　　吴郁文走上前来，冷笑一声，说：“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就是李大钊！”军警们强行逮捕了李大钊、路友于、谭祖尧等30余人，还抓走了赵纫兰和李大钊的两个女儿。

　　第一个从容走上绞架

　　从被捕到就义，李大钊在狱中共22天。

　　为逼迫李大钊招供，敌人对他施用了多种酷刑，电椅、老虎凳、用竹签插手指……最后还残忍地拔去了他双手的指甲。李大钊坚贞不屈，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

　　为保护同时被捕的其他同志，李大钊还用血迹斑斑的双手写下《狱中自述》，表示自己“负其全责”，要敌人“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李大钊在《自述》中自豪地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

　　敌人转而采用软化引诱的办法。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亲自出马，以同乡的身份劝降李大钊，许以高官厚禄：“李先生，只要你肯为张大帅、吴大帅效劳，保你官职在我之上。”

　　李大钊回答：“张作霖是狰狞之子，吴佩孚是狼狈之儿，我岂能为他们效劳。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糙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气节！”

　　李大钊被捕，举国震惊。党组织、工人群众、知识分子和各界进步人士千方百计进行营救。4月10日，北京大学等在京9所高校联合推定北大校长余文灿、师大校长张贻惠为代表，向北京政府和奉系首脑递交一份意见书，要求：“（一）未放学生请速放；（二）认为情节重大之学生，请从轻发落，取宽大主义，不再株连；（三）李大钊系属文人，请交法庭依法审讯；（四）李大钊之妻女，请即释放……”

　　新闻界也营造舆论营救李大钊。4月15日，《世界日报》刊登了市民李公侠致张学良的一封信，列举了10条要求宽赦李大钊的理由，其中第八条写道：“李氏私德尚醇。如冬不衣皮袄，常年不乘洋车，尽散月入，以助贫苦学生，终日伏案面究各种学问……”

　　面对来自社会各界的强大压力，张作霖一度动摇迟疑。就在这时，已叛变革命的蒋介石给张作霖拍来密电，推波助澜，要求处死李大钊。

　　为博得帝国主义支持，和蒋介石携手言欢，张作霖下令杀害李大钊。1927年4月29日的北京《晨报》披露了李大钊遇难的详细过程：

　　前日方传军法会审尚未正式开庭，而昨日下午党人20名已被绞杀决矣……

　　当日看守所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军法会审派定东北宪兵营长高继武为监刑官，在所内排一公案，各党人一一依判决名次点名，宣告执行，由执刑吏及兵警送往绞刑台。闻看守所中只有一架，故同时仅能执行二人，而每人约费时18分始绝命，计自2时至5时，20人始处刑完毕。首登绞刑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李大钊就义前留下的遗照，目光和悦，泰然自若，宛如平日。李大钊第一个从容走上绞刑架，凶残卑鄙的敌人折磨他，竟绞了他3次，历时28分钟。

　　李大钊牺牲时年仅39岁。他被害的当天傍晚，赵纫兰母女3人被释放回家。当时她们还不知道噩耗。次日晨，李大钊的舅舅周玉春上街买报纸，看到了李大钊遇害的消息，哭着回到家中。《晨报》记者记述：“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加剧，以致卧床不走。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

　　李大钊被捕时，李葆华恰巧外出不在家，幸免于难。

　　李大钊的灵柩停放在浙寺整整6年后，1933年4月初，赵纫兰带着儿女从乐亭返回北京，准备安葬李大钊的遗体。此时，她疾病缠身，家中儿女年龄幼小，既无钱也无力操办丧事。赵纫兰带着儿女，登门拜见李大钊昔日同事沈尹默、周作人、胡适、蒋梦麟等，请求北京大学代办安葬。

　　李大钊是著名的共产党领袖，蒋介石正指挥几十万大军“围剿”红军，北平不断有共产党人被抓被杀的消息传出，在这种情况下，蒋梦麟、沈尹默等北大13位教授毅然伸出援手，为李大钊发起公葬。

　　13位发起人每人捐款20元，另外，北大教授李四光、郑天挺每人捐10元，马寅初等每人捐20元，梁漱溟等每人捐50元。外地故友鲁迅捐50元，戴季陶捐100元，捐款由北大会计科代收，留有收据。

　　4月23日，在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李大钊的出殡，演变成了声势浩大的政治示威。送葬队伍最前面是用白纸黑字写的一副巨大挽联，上联是“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下联是“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横批是“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

　　1949年3月，当毛泽东回到阔别多年的北平城时，曾十分感慨地对身边的同志说：“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