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办《挺进报》时的收音机
发布时间: [2023-01-09 15:14:36]
17年前的11月初，一封寄自成都的紧急寻找办《挺进报》时的收音机的求助信，转到了时任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何事忠的办公室，何事忠心立即批示：“提起《挺进报》就会想到红岩精神。红岩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这台看似平常的收音机意义深远，影响重大，请涪陵迅速查找这台收音机的下落……”
让我们把时空倒回到2006年的那个姹紫嫣红的春天，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2007年改名为重庆红岩联线)应邀到四川成都，进行了一次规模庞大的主题为红岩魂的展览，前往参观的人很多。
展览中提到：解放前夕，重庆的地下党在秘密开办《挺进报》时，使用过一台收音机，该收音机为传达党中央的声音和前线战事以及揭露国民党罪恶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然而，展览现场只提供了人工画的收音机而没有实物。不少观众认为，要是能提供当时秘密开办《挺进报》时的收音机的实物，展览的效果肯定会更好，红岩精神的影响会更大。
消息迅速传到了因病未能前往参观的离休老干部林蔚青的耳朵里，当时已是80多岁的林蔚青老人特别遗憾，从成都辗转给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有关领导打去电话，他在电话中说：“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作为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要是能找到收音机的原物，展览时的效果一定会比人工画的图片生动得多。”从那以后，林蔚青老人常常惦记着那台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收音机的下落。
据了解，林蔚青老人是重庆人，解放前系伪政府重庆电信局上清寺报房的一名报务员，他思想先进，曾参加过由我地下党领导的新民主义青年社，在地下党领导人杨嘉平的领导下，参加过一些革命活动，是一位进步青年，解放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而林蔚青老与那台收音机，同样有着特殊的感情。
2006年的国庆节，住在成都市干部疗养所的林蔚青老人，在成都武候祠南郊公园偶然遇见了多年未谋面的老战友雷毅若同志。雷毅若是中科院成都西南分院的离休干部，解放前系中共重庆市委领导下的地下党员，她和她的嫂嫂赖松(离休前系四川省教育厅《教育月刊》编辑部主任)当年在重庆入党的介绍人，就是小说《红岩》中江姐的原型江竹筠，雷毅若、赖松、易湘文等在江竹筠的领导下秘密从事办《挺进报》的工作，他们办《挺进报》时所使用的唯一的那台收音机，就是当时当报务员的林蔚青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提供给《挺进报》编辑室的。
老战友相见，分外亲切，林蔚青老人便向雷毅若老人打听起当年他提供的那台办《挺进报》的收音机的下落，希望能找到那台收音机，捐献给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作为革命历史文物进行保护和展览，对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雷毅若老人当场回忆：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捕杀我地下党，在白色恐怖下，《挺进报》办得更加隐蔽，到最后因遭国民党破坏而不得不停办，雷毅若和一批战友按照组织上的安排，秘密转移到涪陵继续开展革命斗争，雷毅若和赖松、易湘文等战友将那台收音机和部分机密文件带到了涪陵。重庆解放时，组织上通知他们撤离涪陵，他们只将机密文件带到了重庆交给了党组织，听说后来有人将收音机移交给了涪陵地方党组织。遗憾的是，除雷毅若老人外，赖松、易湘文老人已经辞世，而雷毅若老人对当时移交收音机的当事人和详细情况已记不清了，但雷毅若老人能肯定：收音机的的确确被他们带到过涪陵。
闻此消息，林蔚青老人激动不已，当晚便以“人民来信”的方式，给重庆市委宣传部写了封求助信，希望能在重庆的涪陵找到那台办《挺进报》时所使用过的收音机。
重庆市委宣传部领导对此信十分重视，立即对来信进行批示，亲自督办此事。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的那段描述。
艰难寻找
经批示过的林蔚青老人的来信，很快转到了涪陵区委，涪陵区委非常重视，决定由涪陵区委宣传部牵头、涪陵区委党史研究室承办此事，全力寻找那台办《挺进报》时的收音机。
当天，便成立了专门工作小组，荣幸的是，本人就是工作小组的主要负责人，我一下子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不轻，告诫自己一定要用信念、用执著、用毅力去完成这项弘扬红岩精神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当时我的身份是中共涪陵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红岩精神是党和民族的精神财富，是中国革命精神谱系中的重要部分。红岩精神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初期风雨如磐的斗争岁月中锤炼形成的革命精神。也是我们党唯一产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精神，更是重庆这座城市的灵魂，
怎么去寻找呢？我们既不知道当年接收收音机的当事人，也不了解接收那台收音机时的具体情况。
只有先查阅涪陵的档案，看是否能从中找到关于收音机的蛛丝马迹。结果我们查了几天仍一无所获。“发动群众一起找。”很快，我们在当地的《巴渝都市报》、涪陵电视台、涪陵人民广播电台上发岀了号召，希望全区人民都来提供线索，一起寻找收音机。从2006年11月的中旬开始，每隔三、五天，寻找收音机工作小组在媒体上公布一次寻找收音机的进度和过程。一时间，一场寻找收音机的活动，在涪陵的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和乡镇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人们见面后的第一句话是问讯关于收音机的消息，街谈巷议的主要内容也是寻找收音机的事……
刚开始，线索不断：第一个给我打来电话的是涪陵区园林管理所爱玩古董的向汉明，据他估计，该收音机如果沒在涪陵某个单位，就一定是流向了民间，或者早已损坏了，向汉明说：“涪陵刚解放时地方党组织还不够完善，收音机到底交给谁了也沒具体线索，寻找起来难度肯定很大。之前，我真不知道办《挺进报》的收音机在涪陵岀现过，不过，林蔚青老人说得有根有据，雷毅若老人也能肯定，那台收音机在他们撤离涪陵时交给了地方组织，那收音机就一定在涪陵。林蔚青、雷毅若两位老革命的党性原则强，思想觉悟高，说的话肯定是事实，不庸置疑。”向汉明表示，他对涪陵的文物和古董比较了解，会立即发动身边爱好收藏古董的涪陵人努力去寻找。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涪陵区国税局的韩先生给笔者打来电话称，他的父亲原系涪陵邮电局的职工，解放前曾为我地下党送过不少秘密文件，他父亲已于1969年因病去世，生前多次给他讲过，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大肆残杀和追捕我地下党，组织上将重庆一批地下党员秘密转移到涪陵开展革命斗争长达半年之久，其间又从涪陵转移了一批人到万州，他父亲还为他们秘密送过信，曾经听说过有台收音机，好像被去万州的那批人带走了，估计那台收音机已去了万州(后经调查此消息不确切)。
2006年11月16日，我们获得一条非常有价值的线索：涪陵的一位离休老干部石德奎有可能知道收音机的下落，笔者立即找到了住在涪陵高笋塘干休所的石德奎。1946年初参加革命的老党员石德奎，解放前曾任地下党涪陵县委组织部部长。据石德奎回忆：大概是1948年的3月，从重庆秘密转移到涪陵的雷毅若、赖松和易湘文等一批同志由他安排在我党的相关部门工作，由于工作关系，石德奎与他们打过多次交道，经常在一起学习，研究工作。根据上级指示，石德奎还亲自将赖松的弟弟赖休成，秘密安排到涪陵建成中学(现石龙中学)，以教书作掩护，在教师和学生中开展地下工作。赖休成经常在深夜打开收音机，悄悄收听解放区和党中央的声音，然后第二天把记录下来的新的消息传达给石德奎和涪陵县委的几位主要领导和骨干同志，易湘文还将他们早前在重庆办的一大叠《挺进报》交给石德奎他们传看过。
两个月后的一天深夜，石德奎直接接到涪陵县委书记刘渝民下达的紧急任务：让他躲过特务的盯梢和盘查，秘密将那台收音机和一大叠《挺进报》，火速送到涪陵镇安大柏树的地下党员家隐藏起来。
第二天天没亮，电闪雷鸣，暴雨倾盆，石德奎冒着大雨，将收音机和一大叠《挺进报》用旧衣服包好，再套上麻袋，装进一只大背篼，自己打扮成农民，躲过特务的盘查，经李渡、金银走了30多里山路，中午时抵达镇安大柏树的张光乾家(张光乾系涪陵第三区区委书记)，让张光乾将东西藏好，不能让外人知道，更不能落入敌人手中。
石德奎告诉我们：“那台收音机不很大，比我家的饮水机小些，表面是木纹，上面有几个金属旋钮，当时我只知道收音机能传播党中央的声音，并不知道那是台办《挺进报》时的收音机。解放后过了两年，我碰见时任涪陵公安局长的张光乾，偶然想起当年我秘密护送收音机和《挺进报》到他家的事，曾问起过收音机的下落，张光乾说当天晚上他和两个地下党员将东西藏在了屋后坟坝一个生基里(用于埋死人的石穴)，还对生基进行了伪装，解放后已把收音机交给了上级组织。由于自己的工作太忙，没再追问收音机的下落，渐渐淡忘了此事，要不是你们这次发动大家寻找收音机，我压根就想不起这件事。”
得到了石德奎老革命关于收音机的线索后，我们很兴奋，当即驱车赶往镇安大柏树，然而，张光乾曾住过的那座房子，早在大跃进时代就拆来用于炼钢铁了，生基也早在六十年代未就改成了梯田，毫无踪迹。张光乾虽然早在1972年已去世，但经过进一步打听，我们在李渡老街找到了他的么儿张献民，张献民小时候曾听村里有人讲过，当年生产队挖生基改田时，挖到过一个宝贝，开始大家还以为是特务埋的发报机，后来才有人认岀它是收音机，但大家都不知道是办《挺进报》时用的收音机。对于结果，一说是交给了省里，一说是有人送给了重庆的亲戚。
一波三折
几天后，张光乾的堂弟张光玉主动向我们报料：“那台收音机是我大哥张光禄亲自背到涪陵去，交给堂兄张光乾的。”据张光玉回忆：他大哥张光禄曾告诉过他，大哥把收音机背到涪陵去之后，然后看见张光乾马上通知有两个人来到堂兄张光乾家，张光乾亲自把收音机交给了那两个人，还嘱咐那两个人要保管好收音机，找机会先上交到四川省，还说涪陵即将要成立文化部门，到时候再去申请由文化部门使用。但到底最后将收音机交给谁了，仍是个谜。由于当事人均已去世，档案也无记载，我们又反复查了几天，仍然一无所获。
据原涪陵地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应全回忆：解放后的六十年代初期，四川省博物馆曾面向全省征集过文物，特别要征集一些革命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革命文物，因此，涪陵将丰都县 “太平乡苏维埃政府”的匾牌上交给了四川省博物馆，还将涪陵“二路红军游击队”的旗帜、罗云乡农民革命斗争时使用过的长矛、大刀和土枪等，全部上交给了四川省博物馆。估计就是那个时候，涪陵的这台办《挺进报》的收音机，也已经被四川省博物馆征集去了。王应全说：“1983年秋，原涪陵市党史办召开过一个老同志参加的会议，有几位老同志提到过关于两台收音机的问题，一台就是办《挺进报》的那台由石德奎背到大柏树张光乾家藏匿的收音机，解放后张光乾的确把它交给了涪陵县委，县委开会时还用那台收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另一台是解放初期从增福乡一位曾当过国民党师长家中沒收的收音机，但没有依据证明收音机已上交四川省博物馆，只是一个估计。”
有了这一线索，我们决定马上到成都的四川省博物馆去寻找，然后再回来到重庆的旧货或古玩市场去找。
2006年11月27日早晨，带着一丝希望，我们踏上了开往成都的列车，先到了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收音机的下落，然后到了四川省档案馆详细查阅了相关档案，档案馆的领导和相关科室的同志都非常热情，主动帮我们查找。由于该馆两次搬迁，损失了不少资料，均未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忐忑不安地来到人民南路四段2号的四川省博物馆，由于市政建设的需要，博物馆的旧馆已完全拆除，搬迁新修的博物馆还没有投入使用，只见旧博物馆的招待所变成了库房，临时办公室是用简易材料搭成的。一听说我们是专程从涪陵到成都寻找收音机，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该馆的党委书记卢越对此更加重视，立即找到几个部门的负责人，强调了寻找收音机的意义，要求全馆100多名职工全力配合，协助涪陵方面寻找那台收音机，有关人员在密麻麻的无数卷档案登记资料中仔细查找涪陵、挺进报、收音机等关键词，工作量大得惊人。
11月29日下午6时，四川省博物馆的结果出来了：《挺进报》的原件倒是有一部分，但没见到收音机这样的珍贵文物。“会不会登记册上没有，而仓库里又有呢？”征得相关领导的同意，我还进入四川省博物馆的库房认真查找，直到晚上8点钟，连收音机的影子都没见到。最后，文物保护部的张牧主任专门通知清理文物仓库打包包装的几位工作人员回忆，但的的确确确没人见到过任何收音机。那天夜里，我急得辗转反侧，一夜末眠。
在成都寻找收音机期间，我们专程去天回镇成都老干部疗养院拜望了林蔚青老人，一听说我们是专程从重庆去成都寻找收音机的，林蔚青老人非常感动，他虽然年世已高，但耳聪目明，说话逻辑仍很清晰，他动情地说：“万万没想到，重庆市的宣传部门对我小小的一封群众来信这么重视，涪陵还专门成立工作小组认真寻找收音机的下落，我对那台收音机有特殊感情，是冒着生命危险将收音机提供给雷毅若、赖松、易湘文他们办《挺进报》的，如果能找到，红岩魂的展览就可以展出实物，有实物的展览会更生动、形象、具体，如果最后仍然无法找到，我也没有怨言，谢谢重庆人民……”
在成都寻找收音机时，还有件让我们感动的事：曾经毕业于涪陵长江师院的张小军，已经是《成都商报》的中干和著名记者了，当他知道我们到成都去的意图后说：“这不是一般的收音机，而是当年依靠它来办《挺进报》的收音机，《挺进报》当时在重庆乃至全国都产生了极大影响，那台收音机是立了大功的，而且寻找这台收音机本身就是弘扬红岩精神的具体体现。我一定发动我们《成都商报》的记者一起去寻找。”紧接着，张小军和《成都商报》的一帮记者和党史工作者，跑了成都进仙桥、荷花池、武候祠一带的古董、收藏市场和档案局、图书馆等，都没发现那台收音机的踪迹。
有些灰心的我们，只好回到重庆，又跑了解放牌、沙坪坝、观音桥的三、四家古玩店，都沒看到有收音机。2006年12月10日上午，重庆的一位黄女士辗转给笔者打来电话，称她刚刚看到重庆一家媒体的关于寻找办《挺进报》的收音机的报道，才猛然想起6天前，他在重庆三峡古玩城闲逛时，在二楼某文化艺术长廊，看到过一台老式收音机，上面还贴了张“陈然办《挺进报》时使用过的收音机”的纸条。闻此消息，我兴奋不已，立即赶往重庆大礼堂旁的三峡古玩城，果然在二楼一家文化艺术长廊里见到了一台十分陈旧的老式收音机，但没有了黄女士所说的那张“陈然办《挺进报》时使用过的收音机”的纸条。估计是几天前重庆有媒体在头条发表过一篇题为《“挺进报”收音机，你在哪里》的报道，该老板怕谎称“陈然办《挺进报》时使用过的收音机”会惹麻烦而撤掉了那张纸条，笔者仔细查看了那台老式收音机，发现那台收音机是解放初期上海无线电厂所生产的收音机，显然不是笔者所要寻找的那台收音机，老板也证明那台收音机是解放初期生产的。然后，笔者在三峡古玩城认真查看，在华珍阁的铺面里另发现了三台样式各异的老式收音机，经仔细查看，发现那三台收音机均是建国后生产的，查看完三峡古玩城的所有店铺，的确没有笔者所要寻找的那台办过《挺进报》的收音机。
带着沮丧的心情，我们回到了涪陵。
结局并不遗憾
寻找办《挺进报》的收音机历时两个月，行程达数千公里，接到各种报料和线索100多条，有数百人次参与了寻找收音机的阶段性活动，甚至还发动了全区中小学生以及家长一起参与寻找。那时，全体涪陵人民都知道我们在寻找重要的革命文物---办《挺进报》时的收音机。
虽然，直到现在，也没有寻找到那台意义非凡的收音机，但重庆市委宣传部对涪陵寻找收音机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市委宣传部的相关领导说：“寻找办《挺进报》的收音机的整个过程，就是对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过程，也是对全市青少年进行红岩魂主题教育的过程，更是对红岩精神的一种宣传和体验。能找到，当然是件好事，没能找到，但寻找的过程仍很有教育意义，同样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到目前为止，办《挺进报》的收音机暂时还没有寻找到，但是，17年来，笔者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寻找，当年寻找收音机工作小组虽然早已撤了，但我仍然还惦记、牵挂、寻找着那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重庆的解放做出过贡献的收音机。
我想，如果红岩的英烈们在天有灵，他会为成渝两地人民这种执著、这种契而不舍的精神而感到欣慰。好在，已退休的我，作为涪陵区革命传统教育团的团长，从5年前开始，每年要深入到全区各乡镇中小学进行至少20场的革命传统教育宣讲会，而寻找办《挺进报》的收音机，则是我们必讲的内容，因为我们同样认到，寻找收音机，就是在进行红岩精神的教育，就是在扩大红岩精神的影响，就是要让红岩精神在广大青少年的心中扎根、开花、结果。因为，红岩精神的本质是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普遍具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党的路线紧密相连。
红岩精神是不朽的，红岩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新的一年开始了，类似寻找办《挺进报》的收音机的活动，我们会用信念与执著，坚持下去，继续下去。
红岩精神永放光芒。（冉启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