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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陵老区“四镇乡”农民运动的历史贡献

发布时间: [2023-09-06 10:23:54]

      重庆涪陵革命老区,位于长江与乌江交汇处。勤劳勇敢的重庆涪陵人民历来有勇武尚义、敢为人先的奋斗精神,尤其是近百余年来,不断掀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写下彪炳千秋的壮丽诗篇。

重庆涪陵大顺场,茅坪山乡不寻常,革命先烈李蔚如,为国捐躯英名扬。1926年下半年至1927年上半年,川东南涪陵县“四镇乡”(君子镇、新盛镇、同乐镇、龙潭乡,现蔺市镇、新妙镇、龙潭镇、大顺乡、同乐乡等地,幅员面积1200余平方公里,约占现在涪陵区的一半以上,人口30万人左右。)的集镇乡村,农运工作热火朝天,“人民扬眉不纳税,八千人枪硬梆梆”,弄得重庆军阀如坐针毡,国民党涪陵驻军惶惶不安,这场农民革命运动的领导人是谁?他就是共产党员李蔚如同志。李蔚如在党组织的领导和支持下,打开了局面,“四镇乡”农民运动风起云涌,蓬勃发展,闻名巴蜀地区,为涪陵的革命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全国也有一定影响。

一、涪陵农运的时代背景

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涪陵县域内绝大多数时间处于军阀混战、割据之中,各驻军均建立自己的防区,实行防区制,其军费、粮草、役等均由地方负担。当时的涪陵县是个大县,全县分为6个区,9镇9乡,幅员面积约5900平方公里,全县约98万人,其中农业人口约占85%,除沿江地区外,坪上后山交通不便;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贫富差距大;农民深受封建地主重租高利贷盘剥,封建军阀、土豪劣绅横行乡里,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广大农民群众都渴望有个扬眉吐气之日。

至五四运动前后,各种新思想涌入涪陵城乡,得到广泛传播。1924年秋,老同盟会员、川军名将李蔚如解甲归乡后,与老朋友吴玉章、杨公等书信往还,探讨如何改造中国社会。不久,地方上鉴于李蔚如在川军中的名声和威望,特别是他的老友高亚衡竭力请他出来主持团务,以维持地方秩序。原打算不问政事的他,无奈军阀混战愈演愈烈,地方灾难更加深重。为保一方安宁,就勉力出任涪陵县“四镇乡”联团办事处处长。李蔚如接管“四镇乡”联团处长后,直接掌管了“四镇乡”的军政大权,公开发表《联团宣言》(重庆《国民公报》 1926年2月23日五版报道),反对军阀战争,维护群众利益。

1924年9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涪陵支部成立;1925年9月,重庆筹备成立中共重庆地委,先后派共产党员到涪陵活动。1927年1月,国民党(左派)涪陵县执行委员会成立,李蔚如任主任委员兼农运部长。至此,开展农民运动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已牢固树立。

二、兴办教育,传播马列主义

1924年至1926年,在李蔚如的倡导和带领下,“四镇乡”先后办起大顺更新小学、堡子育才小学和新妙弋阳国民师范学校,成为革命力量的汇聚地,革命思想的传播地,为革命培养了大量有用人才,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更新小学

大顺场地处涪陵西南边陲偏僻山区,距县城100余里。原来只有一所离场三四里的私塾,儿童上学极不方便,李蔚如回乡不久就考虑在家乡办一所像样的新式学堂。1924年冬他把大顺场上丰厚的“斗市”(一种地方捐)收入和各种庙产庙会收入的一部分集中起来,作为建校经费,年冬开始建校,第二年春期开学。学校取名“更新”,李蔚如担任首任校长,聘请一批有学问、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为教师,招收初小到高小各年级学生,开设9个班,设置了比较完备的课程。李蔚如经常给学生讲解国内外时事,鼓励学生关心国家大事,树立崇高的志向和理想,发奋学习。在李蔚如的指导下,学校办得很有生气,学生们在嘹亮的校歌中唱道:“历史步步的前进,苦难的社会已将陨沉。我们同舟共济,向那无边学海前进。用那血的生命之力,去促进社会的更新。”

在更新小学读书的学生,受到的教育和熏陶,在当时非同一般,也使社会群众大开眼界。更新小学除正常上课外,还经常组织师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社会宣传活动。如逢场天组织学生到附近乡场演新剧(文明戏)或街头演讲、游行,教唱《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等革命歌曲,张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口号。学校也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志士的秘密聚会地,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间,因为这里人民群众革命觉悟高,且地处边远,易于隐蔽。更新小学在红色革命年代,为社会锻炼、培养和输送了不少有用人才。

(二)育才小学

   堡子场是涪陵南坪地区很繁荣的一个场市,烟户稠密人口多。1925年下半年,本场人共产党员张光 从重庆治平中学毕业回乡,受到表兄李蔚如在大顺创办更新小学的启发,也想在堡子办学,一则使自己有个职业,二则也可为社会培养人才。张光 的想法得到李蔚如的支持,也得到共青团涪陵特支的帮助。1926年春期,张光 到堡子出任校长,将学校更名“育才小学”(又称育才学校);先后聘请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到校任教,其中多数是治平中学的同学。掌办育才学校后就把治平中学的校风带到了堡子,那就是一边教学,一边从事社会革命实践活动,以锻炼和增长师生的社会实践才能。1926年下半年至次年上半年,张光 既任校长,也任国民党涪陵县党部(左派)堡子区分部书记,逢场天带领师生上街进行革命宣传,夜晚还要出去开会发动组织农民协会。当时育才小学也成了一个革命据点,成了里里外外革命志士的聚会之地。1926年暑期,李蔚如主持的第2期农民运动讲习班(训练班)即在育才小学开办。

(三)弋阳国民师范学校

   随着北伐革命的胜利推进,革命志士和人民群众都受到巨大鼓舞,在涪陵地区也不例外,中共地方党组织、共青团组织不断壮大,国民党涪陵县党部(左派)筹备组建工作顺利推进,涪陵农民运动正在广泛深入发展,但也需要更多的革命骨干人才,人才需要办学培养,而办学需要教师,弋阳国民师范学校即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诞生。

早在1926年6月,李蔚如即与受省党部派遣来涪工作的喻陵翔等商议,创办一所更大的学校来培养革命人才。以当时李蔚如的权限及活动能力所及,以“四镇乡”各场肉税及新庙场“斗市”和庙产的部分收入,加上他本人捐助,集资万余元经费。校址选在距新庙场不远油江河上的一阳桥畔。1926年冬动工修建,次年春正式招收3年制师范和附小两部分共7个班300余人,学生来自涪陵、綦江、巴县、南川、长寿、丰都、邻水等县。学校首任校长由李蔚如兼任,聘请了中共党员、共青团员以及思想进步并有学识和教学经验的知识分子充任教员。师范班开设政治、国文、数学、理化、英语、教育学、体育、音乐等课程,宣讲《共产党宣言》、《中国革命与农民运动》等内容并开设军事训练课,使生活在山乡的一般学生大开眼界。学校经常组织同学于逢场天到新庙、三合、酒井等地进行革命宣传;夜晚,党、团员们深入乡村院坝讲解《农民运动宣传大纲》,发展农运积极分子,组织农民协会,学校办得生动活泼。当年廖井丹、戴北星等都是弋阳师范的学生,后来都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当年弋阳国民师范学校开学后不久,重庆就发生了“三·三一”惨案。但涪陵有李蔚如领导的强大农民自卫军作后盾,这里还是一片比较安全的区域,一些在重庆读书的涪陵籍及邻县籍的学生转到弋阳师范就读,一时人气大旺。李蔚如牺牲后,由老同盟会员、省议员汪锦涛继任校长,接待了一些未暴露身份的革命同志来校就读或执教。由于驻涪郭汝栋军大肆反共,几次到学校搜捕进步师生,至1929年春期,学校被迫停办。

三、建立农军,开展武装斗争

1926年下半年起,李蔚如先后在大顺、堡子、新妙三地以团练传习所的名义训练农民武装。开展农运,建立农民武装,这是李蔚如回乡后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结合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而认识到的。早在1925年初,他在对他的好友高亚衡之子高兴亚的一次谈话中就提出:“中国的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重点在于联合农民,还应该搞自己的武装”(高兴亚《我所知道的李蔚如烈士》)。此时,经过一年多掌握地方团练武装的实践证明,这支武装可以利用,但要真正成为自己的武装,还必须加强训练和改造,从纪律到思想以致战术。李蔚如的见解得到喻凌翔的赞同,杨公的支持,他开始一步一步地实践试尝着。

1926年8月,在大顺更新校举行的第一期训练是李蔚如亲自掌握,一律按正规军队要求进行,连服装也是统一的革命军军装,从训练队列、射击、攻防战术入手,穿插政治课。9月在堡子场的训练由大顺的一个排增加到一个连。并成立了“君(今蔺市)同(乐)龙(潭)新(盛)联团团练传习所”。训练内容增加了“农民协会章程”和“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的学习。传习所聘请省党部派来的共产党员喻凌翔等为教官。年底,省委为加强涪陵农民运动的开展,派广州农讲所六期学员徐康宁、杨宇靖前来指导。年底至次年春,新庙场举办了第三期训练,历时三个月,人数增加到600余人,基本是按广州农讲所的办法搞的。这次还从重庆调来了周希平,涪陵调来了郑万山等为军事教官。三期传习所毕业后都颁发了毕业证书,每一期训练班李蔚如都要去检查工作,作报告,他讲的革命道理深入浅出,通俗而生动,很受学员欢迎。他大讲上下一致,官兵一致,所以,李蔚如在官兵中的威信很高。

农讲所出来的人,识文化的就负责宣传和组织农会;对军事学得较好的,就回到本地充当民团教官。民团尽量吸收贫苦农民为团丁。团丁的抽法,一个甲抽20至30人,两甲为1团,例如大顺乡17个甲就有8团半,计300多人。“四镇乡”象这样的乡有20多个,总共有8000多人。武器来源,一是筹款买,二是从地主那里借,三是靠上面拨,四是自己在大顺官碉堡开办枪械修理所,修复以往坏旧枪支,并在重庆请来工人设厂自制子弹。

1927年1月(1926年农历12月2日),李蔚如领导的团队进行了一次较大的军事行动,南川县石牛溪民团首领王懋迁(共产党员)受到依附王陵基的反动团阀张茂春的排挤和吞并,前来告急。李蔚如接信便与徐康宁、杨宇靖商议,决定以出兵起义来帮助他,一来可稳固“四镇乡”外围,二则可以趁机扩大革命影响,与刘伯承等领导的顺泸起义相呼应。这次出兵3000多人,南川大震。张茂春一面调集各路民团,一面飞报川康团务总监王陵基,李蔚如亲自指挥农军与南川城驻军郝部在南岭关激战,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王陵基急调巴县曹燮阳、申文英,綦江周化成等赴援,县城周围30里顿时军队充塞,李蔚如见敌军大至,考虑敌众我寡,且我军新训不久,恐损失过大,相持3天后,撤回龙潭。

1927年“三三一”惨案后,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四月,省党部执委李筱亭、邓劫刚,以及任白戈、程仲苍等党和团的同志都潜赴涪陵避难,李筱亭找到李蔚如时,涪陵形势也开始紧张,第二天即偕同返回大顺。6月上旬,涪陵县党部(左派)在城里也难立足,其负责人李潜龙等也来到大顺。为了对付右派和军阀势力,除大力开展农运和团练建设外,还精练500农军于天宝寺,并准备与顺泸起义军汇合,迎刘伯承同志前来主持军务,建立“四镇乡”革命根据地(《重庆文史资料选编》43页)。

四、成立农民协会,壮大革命力量

涪陵农民协会,它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贫苦农民积极分子为核心,以贫苦农民、农村中的手工业工人及贫苦知识分子为成员的群众组织,它于1926年始建于涪陵大顺、罗云等地,领导农民进行反帝、反军阀、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在训练地方团队的同时,李蔚如与喻、徐、杨又进行着农会的组建工作,蔺市、龙潭、新妙等都是农会组织建立较早,而又最活跃的地区。但当时很多地方的农民还有顾虑,李蔚如便亲与徐、杨到各场镇公开讲演,向农民介绍湖南、广东农民运动情况,讲解国共合作后的政治军事形势,宣传组织农会的好处,李蔚如向大家讲道:“大家都是来自种田人,你们受压迫受剥削,吃尽了苦,你们种绅粮的地,拿了押佃交了租,还要给他送菜、送蛋、送坐墩肉,你不送,他就要开销你,迫你搬家,搬一回家,灰粪都丢了,很可惜。我们闹革命,就是要穷人翻身,到那时候,分田分地给你们,土地就是你们自己的,要达到这一步,我们首先就要打倒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烂军阀、绅粮恶霸,要打倒敌人,农民们就应该组织起来,办好农协会”。他的话讲到贫苦农民的心坎上。此外,还组织带领弋阳师范及省中、县中的学生和部分教师到各乡镇的戏台上用演“文明戏”的方法来宣传革命道理。

李蔚如还在“四镇乡”宣传和实行减租减息,由农协会监督执行,使农民得到实惠。他家首先带头减租,1926年至1927年农民种烟都不向军阀交纳窝捐。农民们本来就被地主整得山穷水尽,经李蔚如一宣布,都纷纷拥护照办。在1927年上半年,大顺的农协会还提出了“夺租夺佃”,“平分土地”的口号,可恨刘湘大兵急来,未能完全变为现实。

在宣传革命形势和发展建立农会的同时,也宣传妇女解放。虽然从“五四”以来就宣传妇女解放,但在川东南偏僻的“四镇乡”,农村妇女还没有沾到一点解放的气息。李蔚如在农村反对妇女缠脚穿耳,禁止续婢纳妾,主张妇女参加农会,和男人一样参加社会活动。李蔚如的妹妹李惠质就曾被群众选为大顺农协会的妇女主任,带领女学生到街上宣传,作农民自卫军的后勤工作。

经过广泛的宣传发动,农协会建立起来了,农民的地位和威望也提高了,农民们看到了自己组织起来的力量纷纷要求参加农会。到1927年上半年,不只是“四镇乡”,连涪陵长江北岸李渡、石泉,白涛、庙垭,乌江东岸的龙驹、罗云及其附近的垫江等县都有了农会组织,农民运动十分高涨。涪陵县大多数乡场都有了农协会,全县会员多达20万人以上。“四镇乡”一时成了川东强有力的革命中心。

   1927年6月下旬,涪陵县农民代表大会在大顺李家祠堂召开,宣布成立涪陵县农民协会,它是四川省第一个县级农协会。这天,会场内外张灯结彩,鼓乐齐鸣,标语口号,贴满四乡。正中挂起有犁头图案的大红旗和孙中山的画象,主席台两边贴着“切肉须向厚边切,犁头专向不平犁”的大幅对联。李仙舟主持会议,李蔚如致贺词,作开幕讲话,李筱亭作了形势报告,徐康宁作了农民运动情况的报告。有来自涪陵、綦江、南川、巴县、长寿等地的代表1000余人参加,大会总结了前阶段各地开展农运的经验,学习了省党部印发的农运宣传大纲,分析了当前革命形势,讨论了进一步发展农运,组织农军的具体措施,拟与泸州起义的刘伯承部会合,建立“四镇乡”根据地,与四川反动军阀势力斗争到底,为“三·三一”死难烈士报仇,会期中,刘湘第三师许尧卿部,进窥涪南边境冷水关。会议暂时中止原定议程,转而开成军事会议,会议决定于明家乡设立前线指挥部,调集“四镇乡”农军对敌。李蔚如、李筱亭还亲笔致函领导泸州起义的刘伯承同志,请他把泸州撤出的兵力带到江津、綦江、南川与“四镇乡”联成一线,并共同主持“四镇乡”根据地的军事工作。信写好后,派人送往綦江蒲河霍绍文(即郝谦,共产党员)转交,信送出十天,不见回音。于是,二人又于明家第二次派人沿长江绕道急往。霍得信时,起义部队已从泸州撤出并由江津、綦江转贵州方向离去;刘伯承已微行出川。7月3日,李蔚如误中涪陵军阀郭汝栋的奸计,在县属同乐场被诱捕。不久遇害,涪陵农民运动暂时转入低潮。但革命之火并未熄灭,“四镇乡”农民运动骨干李仙舟、张光 等分别转移到罗云、严家等乡镇秘密组织和发展农民协会。

五、历史贡献及影响

涪陵农民运动领导人、全县农军总指挥李蔚如牺牲后,农民运动转入低潮,部分革命骨干被迫隐蔽转移,转入地下活动。但大革命时期的涪陵农民运动是四川农民运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因为有乡村农协会组织和众多的农协会员,并有强大的农民自卫军作为后盾。重庆 “三·三一”惨案后,重庆莲花池省党部负责人李筱亭等及巴县、江北、合川、营山等地大批革命同志都潜赴涪陵,暂避一时,因为这里还是革命力量的天下,时人对涪陵有“小莫斯科”之称(见《重庆党史研究资料》1986年2期2-3页)。涪陵“四镇乡”农民运动是中国革命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其不可磨灭的、特殊的历史意义和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一次广泛深入的革命启蒙教育运动。涪陵原是个比较封闭落后的内陆丘陵山区,20世纪20年代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不识字,对外部世界的变化知之甚少。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知道了自己辈辈代代受苦的根源在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知道了该如何组织起来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现实。尽管“五四运动”后就有科学、民主思想的传播,但远远不及这次农民运动的影响深刻。如当年所唱的一首《农民歌》:“农民们,好伤心,辛辛苦苦把田耕。收了粮食自己没有份,大半给老板,小半送官厅。还有苛捐与杂税,休想短少半毫分。张宗昌、张作霖,只会要钱没良心。今天拉大车,明天又拉人,谁敢反对他,枪下不留情。来来来,农民们,我们都是好朋友,大家手拉手,打开新世界,一同来享受。”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和深入人心,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为后来革命运动的推进,奠定了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

(二)让农民看到了自身组织起来的力量。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建立起来后,从政治、经济、思想各个方面对封建地主阶级、封建宗法统治发动进攻,掀起一场革命,让农民群众得到实惠。当时“四镇乡”不交税(不向防区军阀纳粮交款),农民引以为自豪,令外地人十分羡慕,使农民看到了自身组织起来的力量,增强了敢于斗争、敢于夺取胜利的信心和勇气。1929年爆发震动全川的抗捐军起义,“四镇乡”地区的群众最积极,应是大革命时期涪陵农民运动的继续。

(三)建立强大的农民革命武装作为发展农民运动的坚强后盾,这在当时是一个创举。涪陵农军创始者、全县农军总指挥李蔚如在接掌“四镇乡”联团办事处之后,即开始谋划改造民团队伍,使之成为农民群众谋利的工具。至1927年6月,涪陵“四镇乡”农军发展到8000余人,全县达2万余人,有枪1万余支。这支农军队伍建立起来后,曾有多次军事行动,受到社会关注,也引起中央重视,刘伯承领导的“顺泸起义”也将其纳入外围力量。有认识(目的)、有计划地训练组织起这样一支很有实力的农军队伍,作为涪陵及其周边县工农运动的坚强后盾,当时在全国尚不多见,应是一大创举。

(四)为革命培养了大量人才。创办了更新小学、育才小学、弋阳国民师范学校,以及农运、农军训练和革命实践,锻炼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些人才主要是当时的涪陵籍青年学生,也有来自县外各地的人。他们后来在各个时期的革命活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

(五)涪陵在大革命时期是川东革命的堡垒。重庆“三·三一”惨案后,四川省党部执行委员李筱亭、邓刚,四川党团临时特别委员会书记任煜(即任白戈),以及重庆、江北、江津、綦江、巴县、合川、邻水、营山、宜宾、长寿、南川等县的部分党团员及进步人士,均为形势所迫,纷纷潜赴涪陵,因为涪陵的农民运动搞得好,有强大的农民自卫军作后盾,他们的到来助推了涪陵农民运动的高涨。当时李筱亭就认为涪陵是川东革命的一个堡垒,有人还赞誉李蔚如的家乡大顺场为“小莫斯科”(见《重庆党史资料》1986年2期2-3页)。

随着李蔚如的被捕牺牲和全国大革命的失败,涪陵农民运动暂时转入低潮,但涪陵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首先是奠定了深厚的革命基础。以后各革命时期,上级部署发展革命组织、开展革命活动,一般都优先考虑把涪陵作为据点,认为这里有大革命时期留下来的群众基础。第二是大革命的失败,让人民群众认清了国民党右派的真面目,认清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指引革命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三是涪陵农民运动播下的革命种子,在以后各革命时期不断开花结果,李蔚如烈士的革命精神激励了无数先进青年、仁人志士走上革命道路。四是涪陵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史和地方革命史中有一定地位,受到高度评价。

涪陵是一个光荣的革命老区,我们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热血洒涪陵,英雄铸丰碑。先烈们为推翻压榨剥削,争取生存,争取民主,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的可歌可泣、前仆后继的斗争事实和无私无畏、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将永远载入中国人民革命的功劳簿。我们应该懂得怎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冉启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