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万红军是城口、万源两地由农民、工人、学生、儿童组装起来的而命名革命军队。同时城口县是重庆市唯一的建制革命老区。
1924年,刘存厚被北洋军阀委任为"川陕边防督办",统治达县、宣汉、万源、城口四县,悬挂五色旗,仰承曹昆、吴佩孚旨意,自治一隅,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搜刮十分残酷,人民苦不堪言。
1927年7月,武汉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的川东共产党员纷纷回到家乡开展革命活动,农民出身的共产党员王维舟被党组织派回川东家乡,发动农民运动。李家俊听到传达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决定在川东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起义领导小组。在城口、万源、宣汉等地广泛宣传革命,发动群众,建立农会,组织农民武装,公开进行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军阀、团阀等斗争。
川东地下党宣传群众,发展革命力量,1929年4月27日,王维舟、李家俊、唐伯壮等共产党员将活动于万源县固军坝、白洋庙、铁矿坝和宣汉县厂溪、官渡等地的农民自卫武装组建成川东游击军第一路游击队,由李家俊任司令员。5月12日,起义部队在白羊庙歼敌军一个连70余人,获枪50余支,首战告捷。在城口、万源、开县、宣汉一带山区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军阀部队,消灭反动团练,惩办土豪劣绅,破仓分粮,建立了1县个农会、4个区农会、20多个场分会,人口6万以上的游击根据地,革命之火很快成燎原之势,建立了方圆面积达1500平方公里的游击根据地,游击队伍扩大到3个支队2000余人。
1929年6月,李家俊等决定把起义军改编为城万红军,建立指挥部,下设三个支队,由吴会治、徐永仕、胡洪疆分任支队长,分别向城口、万源、宣汉发展,采取设立"佛堂"、练"神兵",推毁敌伪政权,建立农会,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活动。派出周德盛为城口特派员,在城口发动群众,建立农会。城口双河、余坪、周溪、明通的农民纷纷参加起义军,建立了双河区农会和双河、余坪、周溪等场分会。城万红军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战斗力日益增强,打败了刘存厚的三次围剿。1930年3月,李家俊率领城万红军游击队3000余军民进攻城口县城,捣毁一切捐卡,缴获刘耀卿全团枪械,并将县知事击毙。李家俊入城后,发布告示,宣布没收土地,烧毁契卷等共产政策,对于各乡之土豪劣绅,则由各乡农民协会从权处理。其罪重者处以死刑。已被处死的豪绅达数十人。当时四川许多报纸对此作了报道,影响震动全川。
1930年4月,刘存厚调动5个团的兵力,纠集宣、达、城、万四县的民团共1万余人,向城万游击根据地发动全面"会剿"。李家俊为了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先后将县农会及军事指挥部转移到城、宣、万边境大山上的蜂桶岩、草场坝、回龙坝等地,组织农会干部和武装人员在城口的郭梁山等地继续坚持斗争。游击军时来时往,时东时西,以游击战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敌人步步紧逼,根据地的形势日益严峻。1930年7月,李家俊、李哲生等领导人考虑到人民群众的安危,经省委同意,停止城口、宣汉、万源边境的武装斗争。第一次起义失败。
王维舟根据省委指示,在开江县的任市、广福和梁山县的虎城、太平一带组建游击队,准备发动第二次起义。1930年7月,中共四川省委执行“立三左倾路线”,决定将开江广福、梁山县虎城、太平、龙沙和达县南岳场等地的农民武装调到忠县黄饮坝,组成川东游击纵队总指挥李光华,副总指挥王维舟。川东游击纵队成立后,随即接到省委命令:东进湖北,围攻武汉,饮马长江。8月中旬,游击纵队东进到石柱县西罗坪时,被军阀陈兰亭部队和地方民团围攻,李光华被俘遇害,王维舟率余部几十人回到达县、宣汉山区。
1931年5月,中共四川省委在成都召开会议决定:“重组川东游击军,王维舟任川东军委书记兼总指挥,发动第三次游击战争。”会后,王维舟返回川东,在宣汉大山坪召开紧急会议,传达省委指示,总结前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确定了对敌斗争的灵活策略和方针,决定立即将各地游击武装组建为川东游击军,下辖3个支队。蔡奎领导的1支队和乔典丰领导的2支队,在对敌斗争中先后失败。王维舟领导的第3支队,以宣汉大山坪为中心,在宣汉、达县、万源交界山区开展艰苦的游击战争,多次打败敌人围剿。
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入川,1933年2月,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发动宣(汉)、达(县)战役取得胜利,解放了宣汉、达县、万源三座县城并乘胜东进城口。在宣达战役中,川东游击军与红军胜利会师,被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33军。
1934年5月15日,刘湘在重庆召开各路总指挥军事会议,想消除内部矛盾,拨发了300万元军费和300万发子弹,安抚各路军阀部署第四期总攻,妄图围歼红军。敌人的行动早被红军察觉,红四方面军将四军、九军、三十军主力部署于万源魏家坪、草坝场、大面山、青龙观等军事要地,熟悉地形,构筑工事,准备打好"万源保卫战"。令红三十三军从万源向东推进,攻占城口。
王维舟肩负这一使命率部东征,在庙坡、花萼山与敌陈国枢、王三春部遇,发生激战。一举击溃敌一个团,乘胜猛追,迅速进占通往城口的重镇---大竹河,歼敌1000余人,俘敌300余人。大竹河是城口的门户,敌陈国枢、王三春和城口县杨方玉、徐植林的民团等共5000余人仍层层设防,严守各个要道隘口,竭力阻止红军前进。红三十三军军部、政治部迁驻大竹河油房街,对部队进行休整和政治动员,进一步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红三十三军在以"打倒刘湘救穷人"的口号下,在四军、九军一部的配合下,兵分三路向城口进军。二九七团在军政委张广才、团长王波率领下,从大竹河经白果坝,歪头山、岔溪河、木竹垭夺取庙坝;二九六团在团长王正坤率领下由大竹河攻占红花寺、高头坝进驻冉家坝、黄溪河;二九五团在团长万汉江率领下,从中亭经老君山、龙王垭、凉水井,进驻坪坝大梁。6月15日,二九五团在红九军一部的配合下,顺利地攻下城口县城,拓展苏区200余里。之后,红三十三军在坪坝大梁、庙坝设立指挥部,军长王维舟、副军长罗南辉亲自上前线指挥战斗,赶跑了王三春土匪部队,打垮了地方民团反动武装。
红军攻占城口后,摆出一个"打下巫"的架式,使刘湘以为红军要从城口东下,与正在彭水一带活动的贺龙部会合。刘湘惊疑中,更加下定决心,以四倍于我的兵力保护下东,并决定派饶国华、汪杰、杨勤安、董毅等大量部队到城口、万源边境,巩固右侧防线,防止红军向下东前进与贺龙部会合。由此可见,红三十三军的胜利,震慑了敌人,达到了东调敌人的目的,为红军主力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红军解放城口县的举动打乱了刘湘的部署。刘湘调集重兵围攻万源,欲卡断红军东出的路口,此举正中红四方面军调敌于预定战场歼灭的计划。红军在城口冉家坝、坪坝至县城、庙坝、双河一线,采取运动战,多次击溃敌饶国华、汪杰、杨勤安、董毅、陈国枢、范华聪、刘存厚、郝耀庭、王太、王三春、崔二旦等部,歼敌2000余人,俘敌营长以下官兵200余人。有力地配合了红四方面军主力取得粉碎敌人“六路围攻”的胜利。
1934年8月至1935年1月,红军在城口一面继续清剿残敌,扩大红军,巩固革命根据地;一面帮助地方加强党的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建设,训练地方武装,组织群众发展生产,开展苏区经济建设。
1935年1月,红军撤出城口,党政机关随三十三军迁至通江洪口,县委工作于三月停止,工作人员随红军参加长征。红军北上后,城口沦为了国统区,基层党组织被镇压,许多党员被杀害,党的组织及斗争被迫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