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随着对私营工商业加速改造的同时，中共重庆市委加强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0年10月，重庆市合作社联合社筹备处成立（以下简称市联社），内设生产科专门负责组织、知道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工作。1954年，由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公布和宣传，手工业者要求组织起来的现象相当普遍，重庆市根据第三次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精神，制定了组织发展规划，手工业合作化运动进入了普遍发展阶段。1956年1月9日，重庆市手工业劳动者协会筹备委员会成立，接着，召开重庆市手工业合作社代表大会。18日，市委批准1.7万余名手工业者加入合作社。至此，全市3万余个体手工业者全部实现合作化。

92.司法改革运动

1952年9月至11月，重庆市法院系统开展了以反旧司法观点和改造整个司法机关为主要内容的运动。整个运动分号召动员，发动群众；内部检查，群众检举；整顿组织，处理人员三个阶段。运动始终坚持“严肃与谨慎”的方针，“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对反坏分子，贪赃枉法，屡教不改的依法惩办；对品质恶劣，不堪改造的清洗出司法队伍；对旧司法观点严重，品质不好，造成危害的调离法院或给予行政处分。同时，从党政机关、公安、部队、群团、市干校挑选了优秀分子充实法院队伍。司法改革运动是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彻底改革和整顿人民司法机关、使人民司法制度初步建立健全起来的一项重大改革。

93.成渝铁路全线通车

重庆解放后，百业待举，百废待兴，为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刘伯承、邓小平等西南大区的领导果断作出修建成渝铁路的重要决策。西南军政委员会上书中央后，毛主席、周总理决定把修筑成渝铁路作为建设西南的首项工程。1950年6月，西南铁路工程局在重庆成立，担负成渝铁路的施工任务。15日，在成渝铁路开工典礼上，邓小平政委莅临讲话，贺龙司令员亲手将一面绣有“开路先锋”的锦旗授予筑路一总队。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通车典礼在成渝沿线同时举行，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亲临通车现场剪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及邓小平、贺龙等西南军政领导人均为成渝铁路通车题词，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发来贺信。被誉为“新中国第一路”的成渝铁路的兴建，推动了重庆经济的发展。

94.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

自1950年3月1日，中共重庆市委提出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方针后，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经过全体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国民经济迅速恢复。1952年，重庆市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32.2%，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87.7%；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8.9%。成渝铁路的通车，更是实现了四川人民40年来的愿望，极大的改善了重庆与西南和全国的联系。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取得重大成就，最终铲除了半殖民半封建制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为重庆市进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潮气蓬勃、欣欣向荣地呈现在山城人民面前。

95.“一五”时期的重庆

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整个“一五”时期，重庆市共新建、改建、扩建了133个大型工业项目。其中长寿水电厂、重庆发电厂、合成化工厂、长寿化工厂、重庆木材综合厂、重庆肉联厂、重庆罐头厂等属于全国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列。电力工业发展较快，交通条件有所改善。到1957年，重庆作为西南地区最重要的工业基地的经济实力有较大增长，工业总产值较1952年增长195%，平均每年递增24.2%。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卓有成效。重庆市人民大礼堂、重庆体育场、重庆体育馆等大型建筑竣工使用；一批过去的私人宅邸、机关改建成公共游乐的枇杷山公园、少年宫等；渝碚路、两路口缆车、西南第一条无轨电车线（上清寺——小什字）等交通设施在此期间建成。同时，农业、商业也有较大发展。1957年，农业总产值较1952年增长了24.1%。社会商品零售额比1952年增长了68.3%。到“一五”末的957年，重庆的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2.2%，高于全国递增10.9%的水平。其时，重庆的工业总产值已是四川省的35%。重庆不但供应四川及西南建设所需要的部分钢材、水泥、煤炭、酸、碱等原燃材料，还供应四川及西南建设所需的部分机床及大量轻工产品，发挥了内地老工业基地的重要作用。

96.整风反右运动

1957年5月20日，重庆市整风运动开始。中共重庆市委分别召开文化、艺术、新闻界和各民主党派等一系列座谈会，听取各界人世意见，动员大鸣大放。各大专院校党委也纷纷召开教授、讲师座谈会，贯彻大鸣大放方针。6月初，市委直属机关开始整风学习。区级机关也陆续进行整风。中旬，大鸣大放形成高潮。下旬，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发展成为反右派斗争。8月，全市中专、技术学习、普通中学5000多名教职员工集中整风学习，小学教师则分区学习。9月，市委发出“有关在农村开展整风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和“有关在工人中开展整风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10月，市委制定开展整风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规划，并按分期分批的原则在居民、手工业者、小商贩、公私合营企业和合作商店中逐步开展。整风反右运动直至1958年7月结束，一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不幸后果。1959年开始，中共中央决定分批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9月，市委成立摘右派分子帽子工作领导小组。至1980年，除极少数及有其它问题的人外，绝大部分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得到平反。

97.大跃进运动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全国迅速掀起一个以钢为纲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当年，重庆市在贯彻中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中，提出：3年内完成重庆市第二个5年计划，把重庆建设成为一个以钢铁为中心的综合性的现代化城市。同时，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口号下，全市开展了土洋并举的炼钢运动。为完成1958年全市生产86万吨钢的任务，省委领导坐镇重庆，市委成立了钢铁办公室，组织全市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职工、大中学校学生以及农村劳动力大炼钢铁，“小洋群、小土群”炼钢炉林立，但根本无法炼出合格的钢锭，造成严重浪费。重庆市的“大跃进”运动一直延续到1960年。由于急于求成，忽视客观规律，盛行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三年中，全市主要经济指标严重失调，农业产值倒退，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急剧膨胀，人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

98.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8月15日，在大跃进高潮中，重庆市郊第一个人民公社——沙坪坝区红旗人民公社成立。下旬，农业社小社并大社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市郊区迅速展开。市郊各区由书记领导，各区、乡分别成立建社筹备委员会，研究和规划建社工作。8月30日，中共重庆市委常委会对“沙坪坝区建立红旗人民公社的报告”作研究，同意并转发各区参考。此外，对市郊农村即将全面开展的人民公社化高潮作了规划。9月11日，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举行第八次全体扩大会议，会议要求在当月内全省实现人民公社化。根据省委要求，9月15日，全市郊区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各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成立党委会和社务委员会。社务委员会下一般都设立了农业部、基本建设指挥部、畜牧部、园艺部、财粮部、供销信用社、功业部、文教卫生部、内务部，并设立农科所、计划委员会、卫星队等部门。原农业社里的工厂、供销商店、医院、红专农业大学、农业中学、民兵都由公社集中领导，组成工、农、兵、学、商相结合的一个基本社会单位。“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团化”开始成为社员生活的实际内容。继后，全市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入社农户占99%以上。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后，至1984年底，人民公社不在成立。

99.对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

1960年秋，党中央察觉并开始纠正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1961年正式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重庆市在执行调整方针中，停止了大部分基建项目，大幅度减少了基建投资，大大压缩了基建队伍，全市还关、停、并、转95个企业，并从重工业挤出部分原材料拨给轻工业。到1962年基建投资只有1960年的13%精减职工和减少城市人口39.4万，轻工业比例由1960年的39.4:60.6,改变为49:51。农村发展救济粮2亿多斤，缓解了农村的饥荒，重庆市的国民经济逐步从危机中摆脱出来。从1963年起，经济逐渐开始恢复，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100.“反右倾”运动

1959年，中共中央庐山会议以后，发出关于反右倾思想的指示，指出：“当前于干部中右倾思想已经成为了工作中的组要为危险”。8月，中共重庆市委将彭德怀的“意见书”发出给市属单位的党员负责干部阅读，用测验的办法作为反右倾的斗争的一种依据。9月，市委召开第十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和省委第一届十一次会议精神，开展反右倾思想斗争。反右倾斗争打击了一些敢于坚持实事求实，讲真话的干部，严重损伤了党内民主生活，使反右派斗争后党内生活出现不正常的现象更趋严重。

101.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至1965年，中共重庆市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和中共四川省委部署，领导重庆人民在城乡开展的一次清政府、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运动。1963年5月，中共重庆市委既决定开展在农村以“小四清”（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城市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则以“五反”（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年，根据中央规定，改为“清政府、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内容的“四清”运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将大量干部的认识问题、作风问题和工作上的失误混淆成阶级斗争，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1979年以后，在落实政策工作中，“四清”中搞错的案件得以复查纠正。

102.革命教育书——《红岩》

长篇小说《红岩》，罗广斌、杨益言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出版。这是新中国在三年困难时期，党领导下的一个凝聚了许多人心血的集体创作。作品协作提纲三次在市委组织部召开的扩大会议上汇报并审议；百多位老同志向作者当面提供了素材；市委组织有关部门向作者提供了上千万字的文学材料，并组织老干部、老作家、团为等各方面的同志为作品把关，提供帮助。中国青年才能上先后有7位编辑参与工作，作者历经三年艰苦，经多次重写和修改，才从近300万字的原稿中留下了40万字。《红岩》主要反映重庆解放前夕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同国民党特务进行英勇不屈斗争的事迹，成功塑造了许云峰、江雪琴、成岗、刘思扬、龙光华、华子良、双枪老太婆、小萝卜头等众多英雄人物。《红岩》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被誉为“革命的教科书”。先后被译成日、英、德、法、越、朝等多国文字出版，并被改编成电影、歌剧、电视连续剧、话剧、京剧、连环画等。《红岩》问世38年来，已出版发行800多万册。被中宣部、文化部、团中央命名为百部爱国主义教科书之一。

103.开展“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宣告”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共重庆市委于6月25日至7月5日召开的二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作出《有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和西南局5月26日决定和省委6月7日部署，坚决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见》。7月，市委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并派出工作组近千人到12所大专院校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各院校纷纷建立红卫兵组织和群众造反组织，大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搞“大串联”，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踢开党委闹革命”。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后，重庆46个群众组织代表组成“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夺取了市委、市人委和市级党政机关一切权力，夺权之风刮向全市，重庆陷于瘫痪。造反派组织逐渐分裂成拥护“革联会”和“八·一五”派和反对“革联会”的“反到底”派，两派爆发发规模武斗，全市国民经济遭到极其严重的损失。1968年3、4月间，中央在北京举办学习班，着手解决四川问题。四川省个委员会趁后，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浪潮，“抓叛徒、抓假党员”。“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等一系列活动，大搞逼、供、信，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遭受打击迫害。1970年，又将部分干部下放农村、农场、矿山或“五·七”干校劳动。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这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全国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和损失的内乱结束。

104.建立革命委员会

1967年1月上旬，上海造反派夺取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一月风暴‘后，四川美术学院、重庆交通学院、重庆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大专院校造反派组织相继强行解散学院党委，夺取学院领导权。中旬，重庆广播电台、市经委、重庆钢铁公司等机关、厂矿相继被造反派夺权。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24日，又46个“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筹备会”夺取了中共重庆市委、市人委和市级党政机关的一切权力。随之，夺权之风刮向全市，重庆处于瘫痪。5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有关重庆问题的意见》。宣布撤销任白戈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和重庆市委第一书记、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职务；同意立即建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简称市革筹），由当地驻军政委兰亦龙任组长，副军长白斌任副组长。1968年6月2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为全市党政合一的最高权力机构，主任兰亦龙，副主任鲁大东等。1980年3月25日，重庆市第八届人大第二次会议将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改为重庆市人民政府，重庆市革命委员会这一名称取消。

105.“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

1967年2月，重庆出现拥护革联会的“八·一五”和反对革联会的“反到底”两大派群众组织。在林彪、“四人帮”的挑动下，两派之间的斗争越来越计划，逐渐发展到动用棍棒、开枪开炮，制造了一系列震惊全国的流血事件，重庆成为闻名全国的“武斗之冠”。双方动用坦克、大炮、轻重机枪、步枪、船舰等武器装备，伤亡数千人。由于武斗不断升级，导致生产急剧下降。对内对外水陆交通基本瘫痪，城乡市场极度混乱，商品供应日趋紧张，一些人民生活必需品供应出现危机，全市粮食库存供应量由28天下降为13天，不少地区煤炭、猪肉、蔬菜脱销。9月上旬，中央《九五命令》下达后，全市武斗逐渐平息。两派武斗队伍陆续向解放军上缴武器、弹药。但到1968年4至7月间，重庆市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再次进行大规模武斗，并向四周专县扩散，再次造成全市严重停工停产，对外水陆交通中断，市场粮食、煤炭供应呈现极度紧张状况。5月底，全市粮食库存大米仅够7天供应，有的粮食已脱销。驻渝部队紧急成立了调粮办公室，以军车带民车，武装护送突击抢运，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煤、梁库告竭的危机。1968年10月，重庆市打、砸、抢、抄、抓的“全国内战”才基本上被制止。

106.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工业停顿、大学停招，积压了大量中学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唯一办法。1969年，根据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重庆市开始动员组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家住农村的知识青年陆续返乡落户，同时，首批1.2万名城市知识青年奔赴农村。1970年，掀起以动员城镇居民为重点的上山下乡群众运动的新高潮，各区、县建立起上山下乡办公室。至1973年7月，全市已有25万名知识青年及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落户。市委要求继续掀起全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新高潮，保证完成全年任务。1975年，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采取集体安置的办法。“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于1980年基本结束，全市40余万下乡知识青年的绝大部分在历次“返城风”中回城。

107.国家“三线建设”

1964年，在面临国际反华势力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作出了“集中力量，争取时间，建设三线，防止外敌入侵”的战略决策。重庆市被确定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城市。9月，重庆地区三线建设规划小组成立。根据中共中央和全国计划会议提出的“以重庆地区为中心，用三年或者稍长一些时间建立起一个能生产常规武器，并且有相应的原材料和必要的机械制造工业的工业基地”以及在机械工业方面“以重庆为中心逐步建立西南的机床、汽车、仪表和直接为国防服务的动力机械工业”等指示精神，组织编制了重庆地区三线建设初步规划。根据国家计委已定的项目，  各种提供的资料，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以重庆为中心迁建的项目有200多个。迁建的民用工业项目有西南铝加工厂、四川汽车制造厂、四川仪表总厂、华伟电子设备厂、四川染料厂、西南合成制药厂、长江橡胶厂、一坪化工厂等等。通过三线建设，重庆的工业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发展成为我国战略大后方的综合性工业基地。

108.批林整风运动

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中共中央于9月18日首先向党政军领导干部发出有关林彪叛逃的通知。10月，中共重庆市委逐级传达。市和各区、县及驻渝部队抽调党员干部组成工作组、分赴工厂、农村、街道、学校以及问题较多、领导力量较薄弱的上午协助工作。12月11日，中共中央下发《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后，全市开始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市委连续召开会议，部署深入开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运动，要求联系四川实际，揭发批判林彪在四川的代理人的严重方向路线和宗派主义错误，强调批林整风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批林整风是一切工作的总结，各级党组织要建立去抓批林整风运动和生产的两套班子。直至1973年3月，中共重庆市委、市革命委员会仍抽调4000余名干部组成工作组，下基层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在批林整风运动中，稍微纠正过“批清”中的错误，落实了部分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各方面的局势相对稳定，生产有所恢复。但是，批林整风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109.全面整顿

1975年1月，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对全国各条战线进行整顿。3月，中共重庆市委传达中央9号文件及邓小平讲话精神，提出全市3年增加工业产值50亿的奋斗目标。会后，全市掀起“学大庆、赶宝鼎、抓革命、促生产”高潮，工业生产开始出现向上趋势。6月，市委在贯彻中央13号文件过程中，着重讨论了领导班子的问题，要求市委与各级党委进行小整风；并抽调机关干部组成工作队，分赴工厂、矿山，宣传贯彻中央9号、13号文件精神；同时，加强企业管理，保证全面完成国家计划，所有亏损企业，均要采取有效措施扭亏为盈。1至9月，全市工业总产值完成计划的76%，钢材、生铁产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紧张的交通运输也得以改善。市委要求各级党委抓紧有利时机，批资产阶级批塞性，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调度班子。在抓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的同时，市委号召扩大社员和干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学大寨、赶化林、超堡堂；克服派性，加强党的团结和领导班子建设，调整、充实市、区、县领导班子，大打农业翻身仗。并抽调干部组成农村工作团、队，分赴区、县协助工作。当年，全市完成工业总产值37.34亿元，比1974年增加38.3%；全市粮食总产量大幅度增长。过去几年长期秩序混乱，货物滞留积压的铁路、长航也一改旧貌，提前超额完成全市客货运输计划。但年末，“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后，重庆市已经出现的大好形势再次遭受“四人帮”的蓄意破坏。

110.“四五”运动在重庆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发动使重庆市各条战线经过整顿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的局势再次遭到破坏，工业生产大幅下降，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人民社会十分困难。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后果，从反面教育了全党和全国人民。人们对国家的命运前途非常担忧，自发起来批判“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后，重庆人民对“四人帮”的禁令置之不理，纷纷自戴黑纱白花，开展各种不同形式的悼念活动，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抵制。革命群众冒着被抓捕的危险，在市中心解放碑地区贴出了《提请注意》、《我爱我的祖国》等大字报，斥责“四人帮”的劣迹，盛赞邓小平主持整顿工作的1975年是“国民经济、人民生活全面恢复的一年”，提出“到底是谁葬送了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等责问，告诫人们“警惕一伙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与此同时，广大干部和群众也同“四人帮”在重庆的爪牙黄廉、周家喻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11.揭批“四人帮”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共重庆市委根基中央部署，在全国展开揭批“四人帮”罪行和清查。“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活动。市委成立清查领导小组，开展重点清查。在清查与江青反革命集团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件中，全市清查处理了一批帮派分子。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在重庆的帮派头子黄廉、周家喻及其骨干分子均予以坚决揭露及审查处理。1977年全市参加批判会的有1200万人次。1978年始，全市用一年半时间分期分批的开展“一批两整顿”运动。即整顿机关企业；整顿作风、落实政策；深入揭露批判“四人帮”，清除“四人帮”在各方面造成的流毒和影响。在揭批“四人帮”中，市委对区、县、局以上领导班子 进行多次调整。重点调整县级以上领导班子清除了渗入领导班子的帮派势力。1979年，市委第四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决定：结束揭、批、查运动，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

112.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补课

1978年5月10日，中共党校刊物《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解放军报〉同时予以转载发表。由此，一场关系到党的思想路线的原则分歧的讨论在全国展开。当年重庆市开始学习、讨论真理标准问题。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市委认真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领导各级党组织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教育，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1979年8月，根据中共四川省委指示，市委发出在全市继续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学习讨论的通知。9月，举办3期部、委、局和县级领导干部学习班，各区、县也举办多起学习班，各级党校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为一项重要学习内容。市哲学学会、市广播电台举办讲座，《重庆日报》开辟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专版。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直持续到1979年底。通过讨论，进一步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得到解放，为全面拨乱反正扫清了思想障碍。

113.平反冤假错案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取得较快进展。中共重庆市委和各级党委坚持实事求事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大规模地平反纠正冤、假、错案。1978年，成立“重庆市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办公室”，开始为错划为右派的同志摘帽平反。至1982年，不仅彻底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对历史遗留问题，如：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反胡风案件，反右派，反右倾，“四清”中的案件等也进行了复查平反。全市落实政策工作于1987年初基本结束。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促进了安定团结，对调动全市干部和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起到极大的作用。

114.肖、李、廖“反党集团”案

1962年，市委召开18次扩大会议，传达贯彻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肖泽宽，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李止舟，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廖伯康在扩大会议的小组会上各自发表了意见，并批评了省、市委的一些工作。1963年4月，在市委20次扩大会上，将三人作为思想右倾和“反党活动”、“反党阴谋”进行批判，给予处分。他们的亲属和有关干部受株连。“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在全川点名批判，分别成立专案组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亲属及有关人员受到株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市委根据省委的意见对此案进行复查。1982年12月23日市委对此案作出彻底平反的决定。1983年1月18日，市委向省委递交“关于肖泽宽、李止舟、廖伯康平反工作的情况报告”。2月26日，省委以川委发（1983）13号文件转发中共重庆市委《关于肖泽宽、李止舟、廖伯康三同志的平反决定》的通知。

115.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1977年到1979底，重庆市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经小段包工、定额计酬责任制；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的联产责任制；在联产计酬责任制上实行多种经营责任制等几个阶段。到1980年10月，联产计酬责任制成为重庆市农村责任制的主要形式。1981年春，曾一度出现硬性纠正包产到户的错误作法，引起干部群众的思想波动。中共重庆市委及时进行了纠正，并层层举办学习班培训干部，完善落实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1982年，已普遍建立以大包干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当年，全市实行机构改革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市委组成农村经济改革调查组到巴县进行试点，主要稳定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积极扶持专业户、重点户、大力发展多种经营。1983年，在全市推广试点经验。年底，全市以户营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发展到99.5% 各类专业户有21万于户，并出现专业对和专业村。1984年春，全市完成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有利于发展多种经营和实行专业化生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