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南腰界会师

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酉阳南腰界胜利会师。1933年底贺龙率领红三军撤离湘鄂西苏区，辗转征战进入川湘鄂边地区，并以酉阳南腰界为基地，建立了包括沿河、印江、松桃、德江、酉阳、秀山在内的黔东特区。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突围，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下，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到达黔东，与红三军胜利会师。10月26日，两支红军在酉阳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庆祝会师大会。党中央给会师大会发来贺电，并批准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名称。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统一行动，建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这两支部队后来组成了三大主力红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

32.红军长征过綦江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为保卫遵义会议，1月10日，红一军团攻占贵州桐梓县城后，军团部派一师二团于15日进驻綦江县羊角乡，监视川军和贵州盐防军的行动。遵义会议后，红一军团直属队和一、二师共8000多人于1月21日从贵州松坎出发，经过綦江的羊角乡、羊叉乡宿营石壕镇，并在綦江九龙山与国民党盐防军发生过两次战斗。红军所到之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热爱民众、宣传民众，与其人民建立了鱼水相依的感情。红军长征在綦江石壕地区牺牲的五名红军烈士，都被当地农民偷偷掩埋。解放后，綦江人民在石壕苗儿山麓修建红军烈士墓，将五位烈士的遗骨迁葬新墓。

33.云阳暴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云阳发动的一次武装起义。1933年11月，谭林、邓友民、孔繁枯受上海军委派遣回到云阳，组织工农武装，佳丽中共云阳县工作委员会，积极发展组织，掌握武装，购买枪支弹药，准备起义。由于敌人对云阳党组织的活动有所察觉，谭林、陶訚、赵唯决定于1935年1月19日夜举行轻易。参加暴动的武装约八九十人，攻击了县政府、团防特务队、县警察中队及清共委员会。因事起仓促，配合不好，行动不一，在强敌围攻下，暴动第三天即失败。当时，为了偶尔和主力红军的斗争，重庆境内除云阳暴动外，还有涪陵土地坡农暴、第二次万县兵变等。这些兵变和农暴，都很快遭到镇压，但是对于住院主力红军巩固和扩大苏区，起到了积极作用。

34.重庆救国会

党领导的澄清群众性救亡运动核心组织。“一二·九”运动后，全国逐渐兴起抗日救亡的高潮，重庆的政治形式也开始好转。1936年2月，从中央苏区脱险后与党失掉联系的共产党员漆鲁鱼辗转到重庆，利用报刊为阵地，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团结了一批失去拉关系的党员和积极分子，于当年6月成立了以漆鲁鱼为首的“重庆救国会”，并逐渐在文化、学生、职业青年、妇女、工人等各界建立了组织，活动和影响日益扩大，领导和推动了重庆轰轰烈烈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成长了大批干部，为重庆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奠定了基础。1938年下半年，由于党组织的建立和救国会骨干成员多数入党，重庆救国会按照党的指示逐步停止活动。

35.中共重庆干部小组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特派员张曙时派人来重庆，与重庆救国会总务干事漆鲁鱼取得联系，恢复了漆鲁鱼、杜延庆、何实嗣、郝威、黄亦人几个失掉关系党员的党籍，建立了党的核心小组——中共重庆干部小组（会）。组长漆鲁鱼。这是重庆地方党组织在1935年被破坏后，在抗战初期重新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

36.中共重庆市工委

抗战初期恢复重建的重庆地方党的第一个领导机构。重庆干部小组成立后，1937年12月，经中共四川省工委批准，正式成立了由漆鲁鱼任书记、杜延庆任组织委员、郝威任宣传委员的中共重庆市工作委员会。市工委成立后，在进一步领导群众开展抗日运动的同时，着手在救国会骨干中发展党员。至1938年5月，全市已有党员数十人，党的基层干部也相继建立起来。根据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重庆市工委和稍后成立的中共重庆市委迅速发展党的组织，将一大批各条战线的优秀分子吸收入党，救国会的成员这时大多数入了党。中大、重大、复旦等大、中学校以及二十一兵工厂、天府煤矿等厂矿发展较多，在国民党的一些机关乃至机要部门如银行、电报局、电台等单位中也都发展了党员。

37.《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机关报。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创刊，在武汉期间受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董必武直接主管报纸工作。10月25日在武汉停刊，迁到重庆出版，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周恩来兼任该报董事长，与董必武直接领导该报的工作。社长潘梓年，华岗、吴克坚、章汉夫、夏衍先后任总编辑，徐迈进、熊瑾玎先后任经理。抗战胜利后，该报于1946年5月改为中共四川省委的机关报，傅钟、张友渔先后任社长，熊复任总编辑，漆鲁鱼任主笔，于刚任经理。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当局强行停刊撤回延安。《群众》杂志（周刊），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社长潘梓年，主编许涤新、乔冠华（戈宝权曾代理），1938年12月11日创刊于汉口，1938年12月25日2卷12期起在重庆出版。1939年5月，在《新华日报》社被日机炸毁并重建期间，周刊一度负担起党报任务。1946年后转到上海、香港等地出版，直至1949年10月20日，该刊完成历史使命，自动停刊。《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持论工整，分析深刻，版面生动，在宣传党的抗战、团结、进步方针，反对和揭露国民党错误政策，支持国统区人民民主运动，指导地下党的工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8.八路军驻渝办事处

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中央军委以八路军的名义，设在重庆的对外公开办事机构。1938年初，八路军驻重庆联络处在机房街成立，主要开展军事联络和上层统战工作，此外还积极帮助地方党开展工作。武汉沦陷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人员到达重庆，着手筹组重庆办事处。1939年春八路军（兼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在机房街70号城市成立，八路军驻重庆联络处也随之撤销。这年5月，机房街房屋被日寇飞机炸毁，办事处迁至红岩嘴13号，直到1946年8月办事处撤销。在近8年的时间里，办事处代表八路军、新四军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军事情况、军需供给的联系，为八路军、新四军筹集经费、物资和输送干部；办事处实际是秘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驻地，承担了掩护南方局机关的重要任务。

39.育才学校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导和帮助下，于1939年7月在合川古圣寺创办的一所进步学校。学校成立后一直是党的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学习聘请了一批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担任教师，学校的党支部由南方局组织部直接联系。育才学校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为党培养了一批后备力量。

40.大后方青年工作会议

1939年8月中共中央青委在澄清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参加会议的各省委、特委青委负责人10余人，中央青委副书记冯文彬、委员胡乔木来渝参加了会议。会上，冯文彬作关于形势问题的报告，胡乔木作关于宣传问题的报告，中央青委委员、南方局青委书记蒋南翔作关于学生运动的报告。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中央关于精干组织，隐藏力量的方针，研究在国民党发动反动高潮时如何开展青年工作。强调克服“救亡作风”，利用合法及多种形式保存骨干。会后，南方局青委将暴露的干部一部分撤回延安，一部分调换了工作地区。

41.柑子堡会议

川东地下党为贯彻中共中央“隐藏精干”政策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为了反击国民党日益严重的返工逆流，1939年10月川东特委在市中区柑子堡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南方局负责人博古、凯丰，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特委委员和中心县委书记等10多人。会议根据南方局指示，着重讨论了巩固党的问题。会议决定：加强党内思想工作，加强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对党员进行秘密工作训练、纪律和气节教育；审查干部；停止组织发展；彻底转变抗战初期大搞群众运动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扎扎实实地做深入细致的个别工作；隐藏撤退已经暴露的党员和干部。会后，在南方局的关心和直接领导下，川东地下党实现工作方针的彻底转变，隐藏精干，巩固了党的组织。

42.中共中央西南工作委员会

1940年8、9月间，根据南方局决定，在巴县木洞镇建立中共西南工作委员会。西南工委以孔原为书记，钱瑛、廖志高、于江震、蔡书彬等先后担任委员，负责领导川东特委、川康特委、贵州省临工委、云南省工委、湘鄂西区党委的工作。同年冬，孔原在木洞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南方局获悉后立即同志孔原返回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皖南事变后，南方局派钱瑛为西南工委书记，去成都组织机关。1941年冬，因环境恶劣，钱瑛撤回重庆。1942年春，西南工委撤销。

43.雾季艺术节

皖南事变后，南方局为打破重庆沉闷、压抑的政治空气，指导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开展戏剧公演活动，与国民党的政治压迫进行斗争。由于每年10月至次年4月重庆多雾，敌机轰炸基本同志，为躲避空袭而下乡的文化界人士和各剧团大都返回市内，这季节成为戏剧演出和各种文艺活动的黄金季节，开展了大量的雾季公演，由此发展成为“雾季艺术节”。由于国民党的高压政策，群众性的抗日运动无法展开，进步文化界遂转入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尤其的作为面向群众宣传抗日、宣传民主重要手段的话剧，得到蓬勃发展。从1941年到1945年连续5年的雾季艺术节，仅演出的大型剧目即达100多个。中华剧艺社、中国艺术剧社等先后演出了《大地回春》、《棠棣之花》、《天国春秋》、《屈原》、《法西斯细菌》、《蜕变》、《风雪夜归人》、《清明前后》等剧。其他如小说、美术、音乐、诗歌等文学艺术活动也得到广泛发展，冲击着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

44.“据点”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国统区领导的一种没有统一名称，没有固定形式的党的秘密外围组织。1942年初南方局青年组根据隐蔽时期地下党停止组织发展，而一些进步青年要求组织起来接受党的领导这一 情况，首先在重庆，以及成都、昆明等地的部分大学中着手建立“据点”。到年底，青年组直接间接联系的各“据点”进步青年有252人，其中重庆186人。以后，“据点”继续发展，到抗战胜利前，已在一批大中学校、工厂、公司中建立起来，团结了大批青年积极分子，积蓄了革命力量。1944年以后，在“据点”工作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成都“民主青年协会”，昆明“民主青年同盟”，重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此外，还有“民主青年联盟”。形成了党在南方国统区几个较大的外围组织。南方局妇女组、经济组也建立各种形式的“据点”。“据点”活动是隐蔽时期党在国统区开展青年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重要的特殊的形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5.南方局党员训练班

南方局为加强党的建设，从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从1939年4月起先后在重庆机房街70号和红岩嘴13号举办党员训练班，集训党的干部。训练班主要学习政治形势和党的方针任务、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社会发展史、党的组织建设、宣传工作、群众工作和秘密工作等有关内容。周恩来、董必武、博古、凯丰、邓颖超、蒋南翔、黄文杰等南方局领导同志和部门负责人为学员们讲课。与此同时，南方局所属川东特委和重庆各级党组织分别举办党员训练班。党员训练班的开办，为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增强党性、巩固组织发挥了积极作用。

46.南方局整风

1942年中共中央南方局根据6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的《关于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在南方局机关及所辖国统区地下党中开展整风学习，结合实际，总结经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周恩来在南方局高级干部学习组中带头学习，并写了《我的修养要则》一文。《新华日报》发边了整风学习文件，编印成册发给党员和进步人士学习。南方局分批调集所辖各地区党的主要干部参加整风学习。从组织上、思想上、作风上巩固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党员的素质。

47胡世合事件

1945年2月20日，国民党特务田凯枪杀前往中韩文化休会饮食部检查违章用电的电力公司工人胡世合，制造了“胡世合惨案”，激起全市人民的极大愤慨。南方局决定因势利导，发动一场群众运动，打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在南方局王若飞直接领导，南方局青年组刘光、朱语今、张佛翔等组织下，工人群众广泛采取各种方式，控诉特务分子的法西斯暴行，揭露国民党的专职独裁。许多工厂、学校、团体发表声明和宣言，声讨特务罪行。10天之内，以工人为主前往吊唁胡世合的达20多万人次，形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民主运动。国民党当局被迫于26日枪毙了凶手，并抚恤胡世合遗属，斗争取得胜利。这是在重庆地区党组织长期隐蔽之后，由南方局直接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群众斗争，标志着重庆民主运动高潮的到来。

48.重庆谈判与“双十协定”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玩弄“和平阴谋”，三次电邀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在郝尔利、张治中陪同下由延安飞抵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经过43天的谈判，国民党被迫同意中共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双方代表于10月10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协定中，国民党当局表示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同意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承认人民的某些权利；同意“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等等。而谈判中双方争论焦点的军队和解放区政权问题，虽然中共方面一再让步，但由于国民党当局执意要取消解放区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这两个问题没有能够达成协议。重庆谈判与“双十协定”的签署，揭露了国民党反共和内战阴谋，进一步团结了力量，凝聚了人心，有利地推动了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已经吧高涨。

49.中共代表团

重庆谈判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蒋介石被迫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945年12月16日，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叶剑英、吴玉章、邓颖超组成的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为了给协商创造条件，中共代表团首先提出停止内战的建议，经过多次呼吁和多方奔走，双方达成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共38人。中共代表团团结以民盟为代表的之间派，在主张和平反内战、主张民主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这些基本问题上事先协商，取得一致，共同行动，促进了政协会议向合乎人民遗愿的发现进行。5月，中共代表团随南方局东迁南京。

50.沧白堂事件

国民党破坏政协会议的事件。1946年1月11日至27日，由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主持，先在重庆合作会堂后改在沧白堂继续举行民众大会，邀请出席这些会议的各方代表，报告会议进展情况，听取群众意见。国民党顽固分子对政协会议正在达成的协议十分不满，特务分子多次捣乱会场，侮辱漫骂报告人郭沫若、王若飞、梁漱溟及李公仆、李德全等，殴伤到会群众，制造了“沧白堂事件”。但民众大会坚持继续举办，先后开会8次，对动员群众，配合政协会议的会内斗争，推动民主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51.社会大学

在南方局的领导和支持下，由陶行知任校长，李公仆任副校长的一所以学习革命理论为主的新型业余夜大学在解放战争时期，一直的党的活动和学生运动的一个重要据点。1947年3月，社会大学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但同学们自行组织起来坚持学习，坚持斗争，直到解放。1948年初，该校建立了党的支部。

52.“一·二五”大游行

政协会议召开期间重庆学生为促进政协会议成功而举行的一次大规模游行活动。1946年1月25日，在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由中央大学新青年社发动重庆学生万人大游行。参加游行的有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四川省教育学院等10多所大学。马寅初等许多著名学者教授也参加进学生游行行列。队伍游行到国民政府向政协会议请愿，要求“政协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并提出7项国是主张。周恩来代表中共代表团向学生代表讲话，表示坚决支持学生的正义要求。其他党派代表也讲了话。这次学生运动，对政协会议的成功起了促进作用。

53.较场口事件

国民党反对和破坏政协会议的事件。2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等23个团体联合发起在较场口召开“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参加大会群众近万人。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不止特务暴徒捣乱会场，制造了“较场口事件”大会主席团的郭沫若、马寅初、李公仆、施复亮和新闻记者、劳协会员60余人被暴徒打伤。事件发生后，中共代表团和政协参加单位代表人士联名向蒋介石提出抗议；《新华日报》及重庆进步舆论界连续发表评论和文章进行抗议和揭露；学生、工人和各界团体分别组织“二·一О血案后援会”，慰问受伤人士，发表声明抗议特务暴行。较场口事件的发生，表明了国民党当局对政协会议的态度，暴露了他们准备内战的阴谋。

54.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

1946年4月19日，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中共代表团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公开的四川省委。声书记吴玉章，副书记王维舟，委员傅钟（宣传部长兼《新华日报》社代社长）、于江震、魏传统、杨超、程子健、梁华、郑伯克；候补委员周文、何其芳、赵世兰。四川省委实际上又是中央的代表机关，领导川、康、云、贵四省和《新华日报》的工作。30日，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宣布四川省委成立，并介绍省委吴玉章、王维舟、傅钟与公众见面。中共四川省委继承了南方局的事业，大力开展统战工作，加强地下党的建设，继续推进民主运动，并加强农村工作，准备对付国民党扩大内战发突然事变。省委除领导重庆市党的工作外，还直接领导了重庆市的各种进步运动。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彻底堵死了和平大门，省委被迫撤回延安。

55.抗暴运动在重庆

解放战争时期重庆学生为声援抗议美军保险能够而发动的一场大规模的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12月底，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学生沈崇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大中城市学生立即掀起抗暴斗争。重庆学生在中共四川省委的领导下，也掀起抗议美军暴行的运动。1947年1月3日，重庆31所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在重庆大学开会，成立“重庆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决定全市学生总罢课4天，并于6日举行了15000多人的游行示威，高呼“抗议美军暴行”、“美军滚出中国”、“废除中美商约”等口号。各界人民团体也成立抗暴组织，配合学生的斗争。抗暴运动在重庆的开展，有利地声援了反美斗争，直接冲击着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统治，为民主运动高潮的到来作了准备。

56.六一大逮捕

1947年6月1日国民党当局为镇压学生运动为进行的一次全国性的大逮捕。1947年5月，由宁沪平津学生首先发动，在全国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重庆学生积极响应。重庆当局于6月1 日凌晨突然出动大批军警宪特，分头逮捕了各校学生运动骨干和新闻、教育、文化、出版、工商等界进步人士，共计270余人。“六·一”大逮捕给重庆的学生运动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大逮捕后，中共重庆市委决定以党长期联系培养的学生运动骨干为基础，建立党的外围核心组织，继续领导和推动重庆学生运动。

57.《挺进报》和《反攻》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重庆地下市委的机关刊物。1947年2月，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撤走后，重庆的地下党和进步群众渴望听到党的声音，了解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几个与党失掉联系的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根据香港寄来的《新华社通讯稿》，编印了几期传单式下报，在进步分子中传阅。7月，与市委接上关系。市委决定在“无名小报”的基础上发行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并建立了《挺进报》特支。同时，市委建立了“电台”支部和几处收音站，负责收听新华社广播消息，为《挺进报》提供稿源。《挺进报》主要通过地下党组织系统发行，遍及重庆和川东许多地方，产生了重要影响。1948年4月，《挺进报》被敌特破坏。1947年9月创刊的《反攻》是市委机关刊物，以刊登政论性文章为主，10月出创刊号，发行7期后停刊。

58.奉大巫起义

解放战争时期川东地下党在下川地区领导的一次较有影响的武装起义。1947年11月，为配合解放区战场，发动小规模游击战争，中共川东临委派临委委员彭咏梧为政委。下属奉大巫支队、巴北支队、七南支队，后又成立开县支队。1月8日，奉大巫支队首先在云阳南溪和巫溪西宁同时举行起义，参加起义的100余人。两处起义队伍在奉节青莲乡集中后，遭敌人重兵围剿。彭咏梧等人在突围中牺牲，余部转移。其他几支部队先后在云阳、湖北利川、奉节、开县境内发动几次战斗，均取得一定成绩。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根据上级指示，将武装力量化整为零，分散作群众工作。

59.梁达大起义

解放战争时期川东地下党在上川东地区发动的一次武装起义。奉大巫起义爆发后，1948年1月17日，上川东一工委在达县虎南区开会，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出席，会议决定扩大武装，加紧巩固梁山、达县、大竹边境的虎城、南岳、大树地区和大竹后山区，以及开县境内的游击区，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一工委在这三个地区共掌握300多人枪和部分区乡政权，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慌，从2月2日开始派兵对三个游击区进行围剿。当地游击武装遂公开举旗起义。这就是梁达大武装起义。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经过一个多月的迂回游击，在遭受相当损失后，游击队分头撤离隐蔽，一工委书记邓照明等一部分干部撤回重庆。

60.《挺进报》事件

因《挺进报》暴露，重庆市委负责人叛变，引起重庆和川东党组织连续发生重大破坏的严重事件。自1948年年初《挺进报》改变发行方针以来，多次寄给重庆国民党当局大小头目，引起震动。4月1日，工运干部任达哉被捕叛变，代理特务逮捕市委委员许建业。许坚贞不屈，但欲说服看守特务为其带信出狱，为特务出卖。特务守伺许建业工作单位志成公司，4月6日逮捕欲与许接头的市委书记刘国定，刘隐瞒市委书记身份，但出卖了梁达大地区起义失败后转来重庆的邓兴酆和李忠良，并由此引起一系列破坏。4月16日，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在北碚被捕，冉叛变，并供出在押的刘国定身份。刘进一步叛变。刘、冉先后出卖了他们所知道的川东临委、重庆市工委、上川东地区工委、下川东地工委、川康特委、以及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机构和主要干部，并带领特务到万县、广安、上海、成都等地破坏地下党组织。在这一事件中，先后被捕的党员干部133人，其中重庆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宁沪8人。除宁沪8人外的125人中，被杀害的53人，下落不明（大部分牺牲）35人，获释、脱险25人，自首变节后仍被敌人杀害的4人，叛变投敌的8人。造成川东、川康和重庆地区党组织极为重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