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五四运动在重庆

1919年“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继而席卷全国。5月12日，五四运动消息传到重庆，各界舆情激奋，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先导，立即奋起响应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以学生为主体的川东学生联合会和以市民为主体的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相互配合，唤起民众组织学生、工人、爱国商人积极加入抵制日货的斗争，反对与日商进行各种交往，开展罢课、罢工、罢市，推动了重庆反帝爱国斗争向前发展。这一时期重庆文化思想空前活跃，各种社会思潮纷至沓来，《川东学生周刊》、《新蜀报》、《友声》等各种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报刊迅速增多，外地的进步刊物也相继涌入重庆，科学与民主思想在广大青年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促进可马克思主义在重庆的传播。

2.重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五四运动前后，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到法国勤工俭学，向西方寻找国家．民族及个人出路的运动，史称“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19年8月，经重庆总商会会长汪云松．巴县教育局长温少鹤等热心倡导，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成立，并于9月中旬在夫子祠创办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入校学生100余人，来自川东20余县。学习一年后，经过考试和体检，邓小平、江泽民、冉钧、周贡植等48人于1920年8月27日赶法。此前，1919年11月下旬，江津．巴县等地学生聂荣臻、帅本立、钟汝梅等35人经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帮助，由重庆起程赶法。1920年11月，在女律师郑毓秀的帮助下，巴县10名女青年赶法学习。留法勤工俭学生有许多人在欧洲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或社会主义青年团。归国后，为中国革命和四川、重庆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3.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

1922年10月9日正式成立的重庆第一马克思主义组织。它在《宣言》中公开宣称：“我们信仰唯一的主义——马克思主义；我们取用唯一的手段——经济革命；我们达到唯一的目的——无产者国家。”1924年9月，团中央委派肖楚女来渝整顿四川各地团组织。他首先指导重庆地方的整顿工作，把杨闇公、同庸生、罗世文等人放在团地委的主要领导岗位，改善了重庆地方团的领导，使重庆地方团摆脱“研究小集体”的状态，日益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治组织，为重庆党奠定了基础。1925年初，根据党团中央的指示精神，重庆团地委开始在团中发展党员，在党组织建立以前，代党工作，筹建党组织，发挥了党的作用。1926年2月，在团地委的基础上，四川地方党组织的统一领导机构——中共重庆地委正式成立，团地委也随之改组，结束了代党工作筹备建党的使命，成为全川各地团组织的统一机构。

4.中国Y . C团

1924年1月12日，吴玉章、杨闇公、等人在成都创建的四川共产党主义。中国Y.C团与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实行政治联合，共同行动，不少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又是Y.C团成员。Y.C团出版了机关刊物《赤心评论》，形成“赤心评论社”，并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群众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后，Y.C团员在政治上分化，并最终解散。吴玉章、杨闇公等大多数成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而使全川的马克思主义力量统一起来，为四川党组织的建议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以傅双无为代表的少数人，与党相对立，大大革命失败后，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Y.C团的许多成员都与重庆有直接联系，他们的活动，对重庆早期革命斗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5.德阳丸案

1924年11月19日，日本商轮“德阳丸”载运成色低劣的双角银毫到重庆，拒绝海关检查并打伤2名检查人员，又将4人打入河中，酿成“德阳丸案”由此引发了重庆人民的反帝怒火。肖楚女和杨闇公为首的重庆团委积极投入并领导了这场反地斗争。12月2日重庆46个团体在巴县图书馆召开大会，成立“德阳丸案重庆外交后援会”13日重庆各界群众7000多人，高举“外抗侵越，内肃官员”的旗帜，在打枪坝举行群众大会，通过了要求日本领事赔偿抚恤费，以及制止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非法行为的宣言、通电、抗议及照会。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并捣毁了省长公署。运动持续了一个多月，迫使地方军阀政府不得不撤换了重庆海关监督，日本也被迫调回了驻重庆领事。

6.重庆马克思主义者与国家主义派的三次斗争

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重庆马克思主义者与国家主义派的三次较量。第一次是1924年底至1925春神圣同盟与联合战线的较量。为争夺青年，国家主义分子勾结，用阴谋手段把持四川各校大权，结成所谓神圣同盟，对革命力量发起攻击，肖、张二人并肩战斗，被称之为联合战线。他们的活动和主张引起广大进步师生的强烈共鸣。第二次是1925年秋至1926年上半年，重庆党团地委领导二女师、重庆联中、江北中学掀起驱逐国家主义派的择师运动，并取的可胜利。第三次是1926年6月2日国家主义分子对《新蜀报》主编周钦岳进行人生侮辱的“六.二”事件发生后，在中共重庆地委的领导下，新闻界立即成立“新闻界雪耻后援会”全川报界纷纷响应，全川各界群众一致声讨国家主义派。马克思主义者与国家主义派斗争，使一批进步青年通过斗争，明确了方向，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使共产主义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7.声援“五卅惨案”反帝斗争

1925年6月2日，上海“五卅”惨案消息传来重庆，各界人民群情激愤。在共青团重庆地委的领导和推动下，再次掀起了反帝斗争浪潮。6月4日，重庆各界37个团体向全国发出快邮代电，抗议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6月7日，工、学、妇女等界84个团体联合组成“英日惨杀华人案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发表声明，广泛开展宣传，组织募捐，援助上海罢工工人，发动市内英日洋行工人罢工，实行对英日经济绝交，并呼吁对英日强硬外交。6月30日，各界举行盛大集会，参加全国公祭“五卅”死难烈士的统一行动，实行全市罢工、罢课、罢市以志哀悼。慑于全市人民的反抗怒潮，英领事馆开始撤退侨民，英轮船也被迫停航。

8.中法大学四川分校（中法学校）

大革命时期党在重庆创办的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1925年9月4日中法学校在通远门外大溪沟“懋园”开学。吴玉章任校长，杨闇公、童庸生、杨伯凯、冉钧、周贡植等党员担任教员，学校学生大多是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开设的课程主要有：社会发展史、共产主义ABC、经济学、史地、英语、法语、心理学等。除课堂学习外，学生们还积极参加当时的反地反封建革命斗争，在这一时期的斗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许多学生后来成了革命骨干。1927年“三.三一”惨案后，中法学校被反动军阀刘湘强行解散。

9.中共重庆支部

四川最早建立的三个党组织之一。根据1925年1月先后召开的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团的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有关决定，重庆团地委开始代党工作和发展党员，团地委的杨闇公、童庸生等主要骨干杂1925年2月首批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此基础上，团地委又负责筹建党组织1926年1月，根据党团中央指示，中共重庆支部成立，书记冉钧。

10.中共綦江支部

四川最早建立的三个党组织之一。1926年1月24日在綦江建立。书记邹进贤。

11.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

大革命时期中共四川党组织的统一领导机构。1926年1月，杨闇公、童庸生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后赶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了工作，中央批准成立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2月下旬，杨、童回到重庆，正式成立中共重庆地委。杨闇公任书记冉钧任组织，吴玉章任宣传（后为钟梦侠），候补执委员李嘉仲、程秉渊。地委成立时，重庆原有党员19人，从团员转为党员22人。綦江、宜宾以及陆续建立的四川各地党组织由重庆地委领导，重庆地委实际是全四川党的领导机构。以后地委增设工委，程秉渊任书记；学委杨伯任书记，妇委，程志筠任书记；军委，书记杨闇公，委员朱德、刘伯承。中共重庆地委成立后，成为领导全川大革命运动的坚实核心，始终掌握革命的领导权，进行国共合作，广泛深入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士兵运动，领导和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斗争，推动了大革命形势迅猛向前发展，成功地开展了争取四川军阀的工作，发动了泸顺起义，配合了北伐战争。1927年三.三一惨案后，中共重庆地委遭到破坏。

12.国民党莲花省党部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国共合作在全国形成。但是国民党右派的势力很大，他们排挤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这种状况引起了国共两党的高度重视。在重庆团地委的要求下，1925年8月15日，吴玉章受国民党中央党部委派，到达重庆整顿四川国民党组织。他依靠杨闇公等共产党员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迅速在重庆和四川各地建立组织。在共产党人的大力帮助下，国民党左派的势力迅速发展。1926年2月，右派把持的国民党四川省临时执行委员会解散，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主力临时执行委员会成立，3月迁到莲花池街6号办公，这就是莲花池省党部。通过莲花池省党部，四川国共两党组织紧密配合，发动群众，共同把大革命运动推向高潮

13.綦江米案

1926年4月11日爆发的綦江人民为争取生存反对军阀盘剥的斗争。綦江连续两年发生旱灾，地主奸商勾结军阀，大量囤积居奇，把米贩运贵州，牟取暴利，米价腾贵，饥民饿死无数。4月11日，中共綦江支部在东溪组织饥民阻止粮食外运，并将待运大米扣留，分给饥民军阀和豪绅随即派兵镇压，枪杀饥民3人，逮捕党员和积极分子3人。这就是“綦江米案”。这场斗争锻炼了綦江党组织，唤起了群众，使綦江成为四川农民运动发展最好的县份之一。

14.中共重庆党团地委民主生活会

1926年4月上旬重庆党团地委为解决童庸生与杨伯凯之间的矛盾和误会而召开的一次增进团结，消除分歧的会议。杨伯凯是重庆地委书记，在工作中与重庆团地委书记童庸生等人发生意见分歧。杨主张多“研究主义”，在此基础上发展组织，开展斗争。童庸生等人主张实际斗争中加强学习，壮大组织；杨强调集中力量办好中法学校，不欲多作其他社会工作，童等主张每个党团员应完成组织分配的各项任务。分歧中也包含了一些个人意气之争。影响了党团地委的工作和团结。为此，中央指重庆地委专门召开民主生活会，消除误会，增进团结。出席这次民主生活会的有杨闇公、童庸生、杨伯凯、冉钧、程子健、李家仲、刘成辉、张锡畴、喻凌祥、吴鸿逊10人，其中多数为党团地委负责人。杨伯凯首先陈述在工作中与童庸生的误会之点，表示诚恳接受同志们的批评与帮助。童庸生针对杨伯凯所提问题作了详细解答和答复，也表示愿意接受帮助和批评。与同志提供事实，澄清误会，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批评。经过民主生活会，党团地委更加团结，成为领导四川大革命的坚强核心。

15.万县九五惨案

大革命时期英帝国主义在万县制造的一起野蛮屠杀中国军民的暴行。北伐军兴师后，英帝国主义在长江流域的势力受到直接威胁。他们爱长江内河横冲直撞，制造事端。8月29日，在云阳再次发生英轮“万流号”撞沉中国船只的事件，并开枪打死打伤查究该肇事英轮的万县驻军。万县军民忍无可忍，扣留了两艘停泊在万县港口的英轮。英帝国主义以此为借口，悍然动用了三艘军舰，于1926年9月5日炮轰万县城，打死604人，伤398人毁民房千余间，财产损失近千万元。“万县惨案”的发生，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中共中央立即发出“为应帝国主义屠杀万县告民书”强烈谴责这一暴行，在全国各地发起声援万县惨案的反英运动，重庆人民在中共重庆地委的领导下，成立“万县惨案四川国民雪耻会”重庆400余团体、5万余群众举行了水陆两路示威大游行，开展全市罢工、罢课、罢市活动。迫于中国人民的反帝怒潮，英国政府被迫承认了广州国民政府。

16.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

大革命时期中共重庆地委建立的专门负责军事工作的机构。为响应北伐军顺利进军，将工作重心转到发动群众支援北伐，策动川军响应国民革命，国民党中央任命共产党员刘伯承为负责四川军事工作的中央特派员。刘伯承抵渝后，1926年11月初，中共重庆地委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军委书记杨闇公，委员朱德、刘伯承。地委军委成立后，积极开展了军运工作，领导了著名的泸顺起义。

17.国民党生存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在国共合作和中共重庆地委的领导下，四川国民党左派力量获得很大发展。到1926年11月，全川已有108个区党部、882个区分部，左派国民党党员发展到了2万多人。在此基础上，11月25日至12与4日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重庆忠烈祠（中山中学）召开。到会代表共60多人。会议的主要内容和提议是：坚持新三民主义，发展左派力量，反对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进一步发动群众支援北伐战争，深入开展国民革命运动。会上，杨闇公作政治报告、共运报告和农运报告，刘伯承作军事报告。会议选举成立了正式的国民党四川省执行委员会会员，李筱亭、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等9人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刘愿庵等5人为候补执行委员。这些执行委员全部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组成，标志着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广泛的联合阵线形成。

18.泸顺起义

大革命时期中共重庆地委在出世泸州、顺庆和合川的军阀部队中发动的一次武装起义。1926年7月，中共重庆地委为响应北伐军顺利进军，将工作中心转移到策动四川军阀倒向国民革命军方面，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摸清了军阀动态，并以《四川各界军阀动态》及《四川军对调查表》报告中央。党中央对此非常重视，中央、中共北方区委分别委派朱德、陈毅回川作川军上层工作。指示重庆地委做好军运工作，策动和分裂四川军阀，掌握自己的武装。地委先后派吴玉章、刘伯承、童庸生等到川军中做政治工作策动进步将领；通过这些工作，川军中一批中层将领倾向革命，个别被录取吸收为中共党员。起义时间成熟了。1926年12月1日，泸州起义首先发动，打出国民革命军第四路、第五路旗号。3日秦汉三、杜伯乾在顺庆起义。两天后，刘伯承率领合川黄慕颜部起义，并快速开往顺庆，刘伯承正式就任国民革命四川各路总指挥，统一领导泸顺起义。五天之内，起义军规模迅速达到12000多人，形成了较大的声势。但是，由于泸州起义军没有按原计划到顺庆会合，顺庆城遭到反动军阀猛烈围攻，于12月16日被攻破。刘伯承与杨闇公、朱德商量后，火速赶到形式紧张的泸州，成立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部率众监守泸州。1927年“三.三一惨案发生，刘湘等军阀背叛革命，率军猛攻泸州，5月23日泸州城破，起义失败。泸顺起义在配合北伐，牵制四川各路军阀进攻武汉革命政府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它是我党独立掌握军事力量的一次可贵尝试。

19.“三.三一”惨案

四川军阀为镇压四川和重庆大革命运动而制造的反革命大屠杀事件。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英美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炮击南京城，制造惨案。消息传来，中共重庆地委决定于3月31日在通远门打枪坝以“重庆工会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名义，举行“重庆各界反对因英美枪击南京市民大会”。反动军阀刘湘阴蓄异心决定乘机镇压革命。当日上午11点，大会正要宣布开始，预先化装混杂在群众中的刘湘21军所属之3师王陵基部和7师蓝文彬部士兵，以及巴县圆伐申文英、曹燮阳所属民团团丁，便开始挥刀舞棍进行血腥大屠杀，一直持续到下午二时左右，大死137人，伤千余人。大会主席团总主席、著名经济学家、国民党左派漆南熏，国民党左派将领陈达三当场牺牲。这就是“三.三一”惨案。惨案发生后，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重庆地委组织委员冉钧等被捕杀害，国民党左派组织、革命活动的主要阵地及党的各级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四川和重庆的革命斗争暂时转入低潮。

20.铜罐驿会议

“三.三一惨案”后，四川和重庆的革命形势暂处低潮。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恢复党在这一地区的工作，委派傅烈、周贡植、钟梦侠等人回川筹建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清理恢复组织。在临时省委的积极领导下，到1928年2月中旬，全省30多个市县和地区恢复了党的组织，党员人数达到了1045人左右。2月10至15日，临时省委在巴县铜罐驿周贡植家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央精神，讨论在全省举行春荒暴动的问题。会议选举产生了正式的中共四川省委，省委委员11人，候补委员15人。傅烈、刘愿庵、张秀熟、刘亚雄、周贡植被选为常委，傅烈任书记，3月9日，省委受破坏，傅烈、周贡植等被捕牺牲。

21.兴隆巷事件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四川省委遭受破坏的恶性事件。1928年2月正式成立的中共四川省委非常重视巴县地区党的工作，决定在3月9日于兴隆号8号省委秘密机关召开巴县县委成立会议。当天下午3点，省委书记傅烈、省委组织局主任兼巴县县委代理书记周贡植，以及被通知到会的黄中元、程明海、周玉书、刘俊明、吴永初、徐君治、张冠常等9人陆续来到开会地点。会议尚未正式开始，便被警察发现，傅烈、周贡植等九人被捕，只有省委秘书长牛大鸣因迟到脱险。这就是兴隆巷事件，又称“三九事件”。傅烈等人被带到江巴卫戍司令部，受尽酷刑，坚贞不屈。4月3日，除张冠常被判处无期外，傅烈、周贡植等和事后被捕的汪荣共9人被敌人杀害在朝天门沙嘴刑场。

22.川东特（临）委

民主革命时期设在重庆的川东地区党组织的领导机构。先后有五届川东特（临）委，领导重庆和川东各县党组织。1928年10月1 日，中共四川省委代理书记张秀熟被捕后，10月20日，省委常委穆青到达成都，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在重庆设立川东特委，书记项鼎。1929年8月20日，中共四川省委迁回重庆，川东特委撤销。1931年4月，由于重庆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中共四川省委迁往成都，重庆设立川东特委，下辖重庆等40余县市，书记文强，8月，特委撤销。1938年11月，中共四川省工委召开扩大会议，根据长江局指示，决定撤销四川省工委，分别在成都和重庆建立川西（川康）特委和川东特委，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1943年9月，川东特委撤销。1947年10月，根据上海局钱瑛指示，川东特别区临时工作委员会在重庆成立，王璞任书记，主要领导上下川东地区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1948年4月川东临委遭到大破坏。1949年1月，上海局决定，再度成立穿特委，肖泽宽任书记。最后一届川东特委恢复清理组织，转变工作重点，领导川东和重庆人民开展了“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斗争，迎来重庆的解放。

23.四川红军第一路游击队

为贯彻中共六大精神，1929年5月，在王维舟、李家俊等人的发动和领导下，活动于万源、城口一带的农民自卫军在万源固军坝举行起义。起义军多次抗击了敌人围剿，建立了游击根据地。1930年一月下旬，中共四川省委正式命名起义军为四川红军第一路游击队，公开打出红军旗号，在城口、万源、宣汉等几个县的边缘约15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1930年7月，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起义失败。这是当时具有重大影响的一次武装起义。

24.浩池街事件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四川省委遭受破坏的恶性事件。1930年春军阀刘湘，利用重金，实行“自首政策”，收买和网罗叛徒组成“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侦缉队，专事破坏中共组织和逮捕共产党人，给四川党组织带来严重危害。仅1930年3月至5月间，中共四川省委和重庆地区党组织连续遭受连续破坏，一批重要干部被捕和牺牲。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浩池街事件。5月5日，省委四位主要负责人在浩池街裕发祥酱园铺楼上召开常委会议，一位因犯错误受到组织严厉批评的干部，出于报复的动机，向敌人告密，除省委组织部代理主任游少彬经搏斗跳窗脱险外，省委书记刘愿庵、省委秘书长邹进贤、工委书记程攸生力竭被捕，5月8日牺牲。

25.全川军支持联席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四川省委为贯彻推行中共中央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而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1930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派余乃文任四川省委军委书记，向省委传达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以及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集中红军“会师武汉”的计划。7月27日至30日，省军委在江津召开全川军支持联席会议，军委书记余乃文出席并传达中央和省委的决议。会议讨论了省委政治报告和军运报告，以及士兵暴动、建立苏维埃、扩大红军等问题。根据早些时候省军委会议的决定，计划将在全川分为5个军区，组织17路红军，限各地3个月内先后发动，然后会师重庆，配合全国红军集中进攻武汉。会议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在条件不具备、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仓促发动了多次兵变和农暴，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四川革命遭到严重挫折，全省党员由4000多人骤减至1500人。

26.江津兵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四川省行委为贯彻全川军支联席会议精神在江津发动的一次士兵暴动。江津为刘文辉24军第一师及第二混成旅防区，副师长兼旅长张志和是共产党员，党在该部队及江津地方都有一定的工作基础，因此全川军支联席会议决定发动江津兵变，组织红军第五路，并派省行委项鼎为党代表，于渊为总指挥。但是张志和认为时机未到，力量不足，不同意起义。于是起义总指挥部提出了“要兵不要将”的口号，乘张志和到成都开会，于1930年9月3 日仓促发动起义。起义在第二天就遭到失败，参加起义的部队除一小部分到湘西参加了贺龙的红二军团外，大部分被抓被杀，致使江津的革命力量几乎损耗殆尽。

27.寮叶巷事件

1931年3月13日，由于叛徒告发，位于重庆寮叶巷二号的省委秘书处被破坏，省委巡视员饶耿之和总交通许仁智被捕牺牲。由于负责省委与各地基层组织联系的秘书处被破坏，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大搜捕，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再难立足和开展工作，于4月迁往成都，决定在重庆建立川东特委，下辖重庆等40余县市。重庆设市委。以后又缩小为江巴中心县委。随着重庆白色恐怖加剧，重庆党组织不断缩小，到1935年5月底，重庆地方党组织全部遭到破坏。

28.城口苏维埃红色政权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四方面军在城口建立的黑色苏维埃政权。1933年冬，红四方面军进行了反击四川军阀“六路围剿”川陕苏区的战役。为派和红四方面军主力作战，红三十三军解放了城口大部分地区，并在这些地区发展党团组织，帮助群众建立区、乡、村苏维埃政权。1934年9月2 日，中共城口县委正式成立，9月17日，在大竹河（现属四川万源市，川陕苏区时属城口县）王爷庙召开了有80余名代表参加的城口县第一次苏维埃大会，并选出26名委员正式成立了城口县苏维埃。中共城口县委、城口县苏维埃一成立，立即发动和组织群众投入了紧张的支前工作，帮助红军歼灭城口境内的发动武装，为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取得反“六路围剿”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中共城口县委、城口苏维埃政权于1935年3月2日结束工作，所有人员随红军参加长征。

29.黔江红军游击大队

1933年底，贺龙率领红三军攻占了黔江，不久，大部队撤离，留下龚昌荣率领的红三军第二特科大队活动于湘鄂川边开展游击斗争。1934年4月，第二特科大队改称黔江红军游击大队。以后与酉阳红军游击大队一起编入红三军川黔边独立团。1934年11月主力红军东进湘西后，这两支红军游击队仍然留在川黔边坚持游击。后在敌人围剿下失败。

30.酉阳红军游击队

1934年6月红三军主力在酉阳南腰界帮助当地人民建立的四个游击大队，有队员300余人。以后与黔江红军游击大队一起编入红三军川黔边独立团。黔江和酉阳这两支红军游击队在主力红军的帮助下，积极发动群众打土豪，抗租抗税，并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屡立战功。直到1934年11月主力红军东进湘西后，这两支红军游击队仍然留在川黔边坚持游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