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夏，蒋介石集结重兵围攻湘鄂边区，由于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继续错误执行“左”倾路线和肃反扩大化，甚至发展到解散党团组织，取消军队中政治工作及政治机关，使红三军严重受损，部队由3万多人锐减到1000来人，被迫撤离苏区，开始流动游击于鄂川边境。

1933年12月19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咸丰大村召开会议，会议根据贺龙的主张，决定放弃恢复鄂边苏区，向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等一带发展，创建湘鄂川黔边新苏区。

1933年12月22日，红三军在贺龙等同志率领下，挥师进入黔江县境，先后击溃守敌周化成布防在大路坝、中坝之敌近2000余人，于傍晚一举攻克黔江县城。在黔江县城召开了群众大会，发表了《告酉、秀、黔、彭父老兄弟姊妹书》，有300余人参加红军。12月29日，红三军主力在敌人的反扑下主动撤离黔江转向湖北境内，随后转战酉阳、黔江、石柱及鄂川边境一带进行游击战争。

1934年1月8日，红三军进入石柱县双河场黄水坝及石柱县城附近的沙谷等地宣传发动群众，提出“穷人不还富人债，佃户不交地租”等口号。红三军在卷店、分水岭、太平槽、菜子坝等地打游击，组织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并宣传动员了许多青年参加红军。

1934年4月14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利用十字路继续会议，作出了“关于发展鄂川边区苏维埃运动任务的决议”，组成了以冯义发、刘汉卿、花顺涛、傅忠海、王怀廷、李续先等的中共鄂川边工作委员会。中央分局还派特派员加强石柱、黔江等县苏维埃运动的领导。

1934年4月下旬，贺龙率红三军深入黔江、酉阳境内的10多个区、乡打土豪，把浮财分给穷苦农民。

贺龙率领红三军转战石柱、黔江、酉阳等县，改造了当地的“神兵”与“群英会”1000多人，壮大了革命力量。同时，黔江地区数以百计的青年参加了红军。

1934年5月初，红三军游击到酉阳时，受川军进逼，遂于5月7日昼夜兼程，奔袭彭水，5月8日攻占彭水县城。

1934年6月4日，红三军进驻酉阳南腰界后，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及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和军直所有机构分别驻扎在附近的余家桶子、罗家桶子、楠木菁、少年坨等地。从此，贺龙、夏曦、关向应等率领的红三军以南腰界为中心和大本营，展开了开拓川黔边根据地——黔东特区的革命斗争。

1934年6月19日，中央湘鄂西分局在贵州枫香溪展开会议，作出了建立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登记党团员，恢复红三军中的党组织和政治机关，组织干部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政权建设等决定，纠正了夏曦在红三军中推行的“左”倾错误路线。会后，红三军在南腰界组织了几支工作队深入酉阳、秀山等县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在酉阳、秀山境内就建立了7个游击队大队和游击队，近400多名游击队员。与此同时，红三军还以南腰界为中心，在川黔边区、川鄂边区和川东南广大地区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和赤卫队，壮大了红军队伍。并在黔江、秀山境内建立了8个区乡苏维埃政权和贵州4个县的区乡苏维埃政权。至此，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

1934年8月，中共黔东特区工作委员会建立，10月建立中共黔东特委。

为了巩固和发展革命大好形势，“猛烈扩大苏区，扩大红军，争取更多的群众加入了斗争”，湘鄂西中央分局于8、9两月分别在南腰界红三军司令部余家桶子召开两次分局会议。制定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川黔边区根据地的计划。

1934年7月21日至22日，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沿河县铅厂坝召开，组成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

这一时期，川黔边苏区广大群众纷纷参加各级苏维埃的工作，踊跃投入巩固和保卫根据地的斗争先后粉碎了川军田冠五、达凤岗，黔军王家烈，湘军周燮卿及地方团防武装等数十个团的兵力对苏区的“围剿”，部队也由进驻南腰界时的3000来人发展到4000多人。

1934年8月1日，南腰界区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在翘尾巴山成立，到会群众7000余人，川黔边人民破天荒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政权。

1934年8月初，红六军团9000余人在党中央代表、，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及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率领下离开湘赣苏区，突围西征。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转战，于10月24日，红三军于红六军团领导人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等在印江县木黄回合，10月26日两军在酉阳南腰界胜利会师。遵照中共中央命令，红三军恢复红二军番号，由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统一指挥两军团行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当时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就是到达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建立一大片苏区。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为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并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新苏区，于1934年10月28日从酉阳南腰界出发，向湘西发起攻势，歼灭和击溃敌4个旅，迅速控制了永顺、大庸、桑植等县城及县境大部和龙山、保靖、桃源、慈利、常德等县的一部，打开了湘西局面。

1934年11月26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委会和湘鄂川边军区成立，还建立了一批苏维埃政权和地方武装，至1935年1月，地方武装发展到3000余人。

中央红军为红二、六军团回合，湘江之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蒋介石发觉红军要大湘西的前进方向以后，立即调集重兵，布置好口袋形阵势，等待红军去钻。而当时的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人博古与共产党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仍然坚持去湘西的原定计划。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城以后，中共中央在通道城召开了中央会议。毛泽东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敌我情况，建议放弃进湘西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前进，向四川进军，去和四方面军会师。毛泽东的建议得到洛浦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于是中央红军自通道改变了方向，折向贵州前进。

1935年1月21日，中央红军第一军团部队到达綦江县石壕，重庆为之震动。是日，敌“南岸剿匪总指挥”潘文华非所属部队下达“用兵之道宜慎”的命令，企图“于黔北乌江地带围歼”中央红军，不让中央红军入渝、入川。

1935年1月23日，蒋介石令四川善后督办署，划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四县为特区，委王亦潜任该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率兵阻击红二、六军团，向川黔推进；委徐源泉任湘鄂川边区“剿匪”总司令，遇阻红军向鄂西发展。

1935年10月8日，蒋介石为消灭湘鄂川黔边区的红军，下令设宜昌行辕，派陈诚任行辕参谋长，代行蒋的职权。陈诚动用兵力共达22个师又5个旅，130个团，加上地方保安团，总兵力约30万之众，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方针，对湘鄂川黔苏区发动新的“围剿”，而红二、六军团虽有较大发展，但总兵力也只有4个师12个团2万多人，加上地方独立团和游击队，总兵力不足敌人十分之一。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红军主力决定退出根据地，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在湖南桑植县举行突围誓师大会，当晚开始突围，这标志着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主力向湘中进发，以调动和寻机歼敌，然后向敌人兵力薄弱的黔东北转进，创建苏区。

红二、六军团主力长征后，红六军团第十八师奉命留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兜圈子”，牵制敌人，策应主力突围，多次出入于鄂西南和今渝东南一带。1935年12月上旬和中旬进入秀山、酉阳；12月13日在酉阳东北部渡过酉水河；12月22日进至湖北利川与石柱之间；十八师第53团3营在彭水县东北方向与敌人激战，掩护十八师主力于12月28日黎明从黔江西北的贾角山安全渡过濯河；12月29日十八师3000余人抵达鄂、渝交界的朝阳寺，后冲破敌人阻截，进入黔江县境；12月30日十八师进至黔江县南部的两河；12月31日，红二、六军团主力渡沅江。

1936年1月1日，红二、六军团十八师经酉阳甘溪进入草场坝，经高庄、楠木菁、菊花坝、三岔坝、双桥、金家坝、马蝗井、关子门等地，于1月7日离开今重庆境内，进入贵州松桃县的甘龙，1月9日到达江口的红六今天驻地与主力会合。1月10日十八师随二、六军团主力长征。

红二、六军团离开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后，经贵州、云南长途跋涉，分别于1936年6月22日和6月30日在四川甘孜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7月2日召开了会师大会。7月5日，中革军委电示，红二、六军团改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所属第二、六军团番号改为二、六军。会师后，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一同北上，1936年10月22日红而方面军到达甘肃宁东北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第一、二师会合，至此，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