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熊福田先生传略
发布时间: [2009-08-20 22:10:10]
辛亥革命志士 巴渝法学楷模
——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熊福田先生传略
哈 正 武
在重庆市石柱县这块有着光荣革命斗争的热土上，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不仅造就了许许多多革命的仁人志士，而且还走出了一位才华横溢、法学渊博、提笔成文、挥毫成诗，誉满巴蜀的辛亥革命志士，临危时刻救共产党人于囹圄的人中之杰。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川渝两地著名的法学界元老熊福田先生。在熊先生辞世45周年之际，笔者特就他生平事迹作一简略传记，以缅怀他对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对社会的历史功绩，同时也告慰他在天之灵。
东渡留学 追求救国
熊福田，字佛恬，号兰陔，1886年7月23日生于石柱县西沱镇。祖籍江西，祖辈在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时迁至西沱镇，以经营生药铺行医为业，是闻名川鄂边的世代医家。19世纪中期，西沱镇以“川盐销楚”重镇和生产“西沱小曲酒”而著称；这里至今仍保留有万寿宫、上天宫、禹王宫等各省商人在此建立的会馆。自古以来，便利的水陆交通，使这里烟火繁盛、商贾云集，生意兴隆，史称“俨然一都邑也”，在这座具有1900多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里，熊先生在此度过了他的童年。念完小学后，熊先生在重庆完成初、高中和大学学业。在此期间，他目睹了列强侵略中国和清王朝的腐败无能。他看到，1911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按照孙中山的蓝图建立了共和国，但男人们除了剪掉头上的辫子外，其它什么都未改变。军阀当道，土匪横行，广大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学校受到进步思想影响的他，毅然决定东渡日本，希望能找到拯救中国、建设中国、富民强国的新知识。当时，日本国通过明治维新，国力强盛，是中国优秀青年向往的国家之一。1912年1月，熊先生从西沱镇乘船经万县换船到上海去日本，临行前，挥毫题写了“自古男儿志四方，吾将为国赴东洋。他年学就归来日，赤县山河发毫芒”七绝诗一首。从诗中可见熊先生少年壮志凌云，映照出他的爱国爱乡情怀。
追随孙中山 参加同盟会
熊先生到达日本后，开始学习日文，并很快熟悉了日文语法，通过刻苦学习，考入了日本早稻田大学医学系。学习一段时间之后，觉得医学不能救国，又重考进了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法律系，并以名列全系前茅的优良学习成绩获得师生称赞。在校期间，经同乡同学吴洪恩（忠县人）介绍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后又加入了孙中山先生改组的中国国民党，积极投身于民主革命事业。并与同学吴玉章等人活跃于日本各地，在中国侨民、留日学生、日本友人中宣传革命思想、筹措革命活动经费，其能力和胆识深受孙中山先生赏识。1915年，熊先生从日本毕业归国后，曾先后历任四川省高级法院高等审判庭推事兼民一庭庭长、成都地方检察长、四川省议会秘书长、重庆律师协会主席兼重庆法律学校讲师，并作律师多年，后任云阳县县长、石柱县长等职。在四川省，特别是在重庆市，人们从不称呼他的官衔，都尊称他为“熊大律师”。在中国当时那种政治制度下，仅管熊先生有渊博的法学知识和拯救中国的雄心壮志，虽曾历任要职，但却不能救民于水火，更不可能振兴中国。
坚持公理 “于法有光”
1927年，蒋介石公然背叛革命，在“宁可枉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反共口号下，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在革命处于低潮的严竣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提出“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当时的中共四川省委代理书记张秀熟同志，在南溪、绵竹一带领导和发动了震动全川的秋收暴动，使四川省军阀刘湘为之震惊，于是命令重庆卫戍区司令王陵基进行疯狂“清剿”。由于叛徒彭兴道、廖世勉投敌告密，使设于重庆的中共四川省委、共青团四川省委于1928年10月1日同时遭到破坏，代理省委书记张秀熟、团省委书记蔡明钊、共青团巴县县委书记池望秋等23名共产党负责同志不幸被捕，被押至重庆卫戍区司令部监禁。这是四川军阀继1927年重庆“3.31惨案”、1928年成都 “2.16惨案”、重庆“三九兴隆巷事件”之后，又一次大肆捕杀共产党人。该事件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和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刘湘为了达到破坏全川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扑灭在全省各地燃烧起来的革命烈火，并指示王陵基对张秀熟等同志进行长达10个月的审讯和刑讯逼供，然而软硬兼施都用尽了，并没有得到他们需要的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恰于此时，国民政府颁布了《惩治异党条例》，规定凡属共产党案件，一律交法院审判，因而只好将张秀熟案转到四川省高级法院重庆分院审理。在伪法院看守所羁押期间，被捕中的3人因病先后被保释出狱。重庆伪法院妄图以“南溪、绵竹农民暴动组织者”、“最大危害国民罪”等罪名强加于张秀熟等23名地下党同志。并阴谋通过公开审理加以陷害，进而对23名同志全部处以极刑。中共重庆地下党获悉这一情况后，立即采取紧急措施，营救身陷囹圄的张秀熟等同志。按规定，被告有权自己聘请律师出庭辩护。当时熊福田先生已是重庆鼎鼎有名的大律师，其盛名时见报端。中共地下党通过吴玉章等同志出面，请熊先生为张秀熟等23位同志作辩护律师，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的情况下，熊先生没有丝毫推却，毅然接受了这一聘请。随之就开始了紧张而艰苦的调查工作，审阅案卷、访问被告，并亲自到南溪、绵竹一带查访，前后用了3个多月时间。在伪法院公判前两天，熊先生为了扩大进步思想的影响，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阴谋，便直接和间接地邀请了重庆市内的许多大学生出席旁听。1929年5月24日，熊先生精神抖擞，健步出庭，为张秀熟等23位同志辩护。受邀旁听的大学生和各界人士1000多人，一大清早就来到重庆市区南纪门伪法院门口聚集，等候进场。场内肃然，听众席上尤以重庆女师大学生为最多。熊先生肩担风云，浩气凛然，他以被告辩护人身份，侃侃而谈、旁征博引，以其渊博的法律知识、大量无可质疑的证据和严密的逻辑，驳倒了检察官的起诉理由，坦言被告无罪。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烈辩护，原告方证言失色，检察官和审判长理屈词穷，无可奈何，只能膛目而视。张秀熟等同志在法庭上更是金声掷地，声言被陷害，据理抗争。此时法庭上，被告方成了原告，而原告方却成了被告，全场为之哗然。公判会从上午九时一直进行到下午三时，终于以正义战胜邪恶，以公理战胜强权，粉碎了原拟将张秀熟等人全部处以极刑的阴谋，以伪法院宣判张秀熟等23位同志无罪或轻判而结束公判。此案结束后，熊先生对张秀熟等同志表示不收分文报酬，一再坚持只尽义务，甚至秘书、车马各费都是自己掏腰包。象当时熊先生这样享有盛名的大律师，按常例每工作一小时酬金八块银元，他理应收取报酬在4000块银元以上。然而熊先生完全出于大义，分文不取，其精神是可敬可佩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了表达对熊福田先生的敬意，特赠送他一块镌刻有“于法有光”四个大字的银盾，以彰熊先生的义行。银盾宽35厘米，长32厘米，正面微凸，状如盾牌，以雕花紫檀木为外框，中嵌高16厘米，宽24厘米的纯银片上，周边铸竹枝为饰，内以隶书刻字，正中是“于法有光”四个大字，右边题词为张秀熟亲笔拟定，其内容是：“党狱定谳法院，吾国尚鲜近例，是国度文野所以分。钦兰陔大律师为本案二十三人庭辩；义正严词，观众咸悦，盖自有兹役，国人知秦坑之非，熊先生之忠其职，盖为法界生色矣，羡缀四言，用志纪念”。其下款书：“兰陔大律师惠存，法院第一次共产党案同人敬赠，一九二九年五月”。这块闪光的银盾，现珍藏于四川省革命博物馆。
深明大义 真诚相助
有人说熊福田先生在重庆仗义救助张秀熟等23名中共地下党员，是中共通过熊先生在日本留学时的老同学吴玉章做工作的结果，是熊先生买吴玉章的人情。而从许多资料中可以看到，熊先生决非为人情关系所致。这是因为，熊先生本来就是孙中山先生之忠实信徒，对孙中山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非常拥护的，而蒋介石在骗取孙中山先生信任之后，并在孙中山先生故去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倒行逆施，背叛革命，这是他极力反对的，也是令他非常痛心的。在他生平中，特别是在他在职为官时，是深明大义、同情中国共产党的。为此，笔者特以两件事来佐证。
证一，1929年6月，熊福田先生接任云阳县县长职务，当时共产党在云阳县只有个别地下党员在活动。当熊先生担任云阳县县长后，四川地下党组织知道他同情共产党，便派员在云阳县进行广泛发动，而在他任上没有抓捕一个共产党员，他两年任期满后离开时，云阳县已发展共产党员20多人，地下党的力量在不断壮大。熊先生离任，邹之光接任云阳县县长，他一上台就破坏党的组织，大肆抓捕共产党员，并将赵禹、谭瑞生、张公武等12名共产党员抓捕入狱。二人对比，清浊自分。
证二，1946年初，国民党四川省政府派熊福田先生回石柱县任县长，国民党四川省特委又同时派胡宗海到石柱作特委秘书长。二人来到石柱后，对共产党的态度截然不同。因为，石柱县在土地革命时期，是贺龙、关向应等开辟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之一，也是共产军（红军56师）、川鄂边红军游击队的发源地，四川第二、三路红军游击队曾在此浴血奋战，是有名的革命老区。1945年4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五一”工作组，王敏任组长，秦禄廷任副组长，王家兹为成员，负责在川鄂边发动群众，创建川鄂边游击根据地。革命活动非常高涨，因而被国民党四川当局称为“匪窝”。他到石柱后，首先是清理政务，了解民生。而胡宗海到石柱县就立即建立特委，并迫不及待地要熊先生召开县党部、县政府、特委、警察局、司法局、三青团等单位主要头目联席会议。因为胡有实权，熊先生在拖不过的情况下，组织召开了会议。在联席会上，胡突然拿出一个近60人的石柱县共产党员名单，声称省特委命令，要县政府指派警察局与特委合作，突击拘捕名单上的共产党员。熊先生看了名单后，发现名单上首先要抓的就是秦禄廷（解放后任石柱县县长、西南煤管局工会主席），便向与会者声称：“名单上的人，都是有职有业，甚至是有公务的人，人数又多达五六十人。我尚未接到省府明令，且无人告发。我们刚来不久，就采取突击抓人，会给我县掀起骚动。依我之见，这些有嫌疑的人我一呼便至，是否异党分子一问便知。”当时的与会者大都赞同熊先生的意见，压制了胡宗海的罪恶企图。熊福田先生在石柱任期内，中共地下党在石柱成立了以秦禄廷为书记的特支，又经石柱特支批准，先后在川鄂边成立了六个区委、组建了丰石边区、石南区、石利、万、忠边区三个游击大队和蒲家，文斗两个独立游击中队，为川鄂边游击战争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当然，中共地下党在石柱的迅速发展虽不能说是熊先生的功劳，但与他睁只眼闭只眼，给地下党营造了较好的斗争环境无不有关。
兴利除弊 造福桑梓
熊福田先生当年虽然身在官场，却心系百姓，关注民生，立足办实事，做好事，仅以五例为证。
例一，抗战时期，被称之为“陪都”的重庆市内百业凋零，市内物价高涨，而国民党政权根本不管人民群众死活。熊福田先生见民生如此艰难，便与鲜伯良、汪代全、郑碧成等人联合筹资，其中熊先生认50股，每股银元1000块，他计投资50000块银元，在重庆陕西路赣江街88号合资成立了重庆鸿昌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经营布匹、棉花、五金、药材、日杂、山货、烟草、糖酒等，藉期货畅其流，平价销售，基本满足了“陪都”人民日常生活需要，抑制了市场物价，深得市民赞许。
例二，熊福田先生在云阳县任县长的第二年，发生长时间的天旱，田野禾苗枯焦、旱情严重的地方颗粒无收，灾区百姓生活陷于绝境。熊先生除申报赈济、开仓放粮外，又以工代赈，拨款修建云阳城东公园，通告灾区凡有一定劳动能力的男女老少农民，都可前往务工，除包吃外，还有一定的务工收入。使灾区农民度过了罕见的灾年。公园建成后，熊先生亲自撰写了公园大门对联。上联：“览尽城市山林，看二水萦纤，曰廉曰禳”。下联：“游偕父老昆季，问万家忧乐，熟后熟先”，当时，云阳县百姓对熊先生有极好的口碑。
例三，熊先生就任石柱县长后，即着手整顿县衙，对贪污钱粮、买卖乡镇长委任状，惰于政务者，统统扫地出门。对于他自己的亲朋故旧前来求职者一律杜绝，对前来说情拉关系的更不买账。同时，在他任县长期间，四川省政府拨给石柱这类三等县法币600万元（可买黄谷600石），供县长活动经费。可以自行开支，不需要报账。而熊先生认为桑梓贫乏，民生多艰，便忍苦支撑，未用分文，卸职时这600万元全部移交下任。
例四，熊先生认为，国家要强盛，社会要进步，必须教育先行。熊先生在石柱任职期间，到远离县城的边远山区金铃乡考察，发现此地水竹资源丰富，便慷慨解囊，发动乡民在金铃乡开办了造纸厂，并引进先进技术，产纸质量与四川夹江的连式纸、毛边纸不相上下，深受客户欢迎，为石柱发展工业开了先河。为了培养人才，熊先生在石柱创办了石北中学，即现在的西沱中学，现已成为市级重点中学。
例五，熊先生在石柱任职时，县城居民及郊区农民几乎都没有钟表，人们只能以饭前饭后、日出日落、鸡鸣狗叫等为确定时间，鉴于此，熊先生便命将一铁铸古钟移至县城最高位置的旗山顶上，派员按时敲钟，作为统一的标准时间，每小时敲一次，到了几小时便敲几次。每当旗山钟响，全城大街小巷乃至城郊，都知道现在是几时了。旗山标准钟的设立，人们无不拍手叫好，称赞熊先生为大家做了一件最大的好事。
愤世嫉俗 寒江独钓
熊福田先生由于在石柱县禁烟，使时任国民党川鄂边绥靖中将副主任的陈兰亭对熊生极为不满，认为熊先生断了他的财路，又因熊先生未能配合胡宗海突击抓捕中共地下党，加之胡宗海在石柱县下路区收受贿赂，被熊先生令其退缴，使胡对熊先生怀恨在心。因此，陈胡二人都分别以纵匪窝藏异党的罪名，恶人先告状，向国民党四川省当局告密。加之当局不加调查，对熊先生严加斥责。熊先生气愤不已，便挂印辞职，于1947年6月只身回到西沱故里，安享天年。卸职时题诗一首，诗曰：“六十年华转眼过，文章事业两蹉跎，也曾东渡临三岛，三辞西征上大峨。求师求友聊复尔，读书读律又如何？会须焚尽时千策，脱却朝衫换钓蓑。”诗中有其年事已高，事业成空之叹，虽然东渡求学，寻找救国救民之道，腹有济世救民之才，却英雄无用武之地，然而壮志未酬，一切尽皆枉然也，只有桑梓可恋。并抨击时政，对风雨飘摇的蒋家王朝非常失望。干脆学陶渊明卸甲归田披蓑钓鱼，独自去过田园式的生活罢了。
拒绝逃台 小商为业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国民党反动势力盘踞的大西南发起了凌励攻势，蒋家王朝妄图利用大西南屏障作最后挣扎的企图彻底崩溃。蒋介石集团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如漏网之鱼，慌忙率军政要员及亲属逃离重庆，飞往台湾。此时，熊福田先生之长子熊鼎盛（时任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副秘书长）、次子熊丸（时任蒋介石侍从室医务主任），要送熊先生去台，并说飞机已在等候，要他赶快去登机。而熊先生却泰然冷静地对儿女们说：“我已行将枯木，立志安葬故土，尔等恪守其志，好自为之……”，断然拒绝逃台。除太太随五个子女去了台湾外，熊先生偕姨太和九个子女留在了大陆，他自己定居在已经解放了的故里西沱镇。1950年4月，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委任熊先生担任建国后万县专区第一任人民法院院长，行署参议员。年过花甲的熊先生，不顾年老体弱，在任上不知疲倦地辛勤工作，为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熊先生眼见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闹翻身，实行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无不举手称快。为讴歌土改运动的伟大胜利，便以《赠土改工作团七君子》为题，题诗一首：“魔怪蹁跹数百年，三山坠落见青天。不因土改空来此，协助翻身大有缘。旧代契文成粪土，昔时债据尽灰烟。明朝三叠阳关曲，随意挥毫赠七贤。”后因“左”倾路线影响，以他曾担任过伪职为由，熊先生被开除革命阵营，并先后两次被捕入狱受审，而两次都因查不出有危害人民之罪过而被无罪释放。在收审期间，熊先生在狱中写下了他生平所作所为，对新旧社会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洋洋洒洒达数十万言，为我们了解历史，温故知新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文史史料。熊先生与姨太付仲芬女士便在西沱故里“庆仁堂”开了一家小面馆为业。
历经蹉跎 笑对人生
1957年，反右风暴席卷全国，以小商为业的熊福田先生也未能逃过这一场厄运。按说，根据当时划定右派的标准，熊先生是不够条件的。但就因他曾担任过伪职，硬是牵强地把他推进“右派”行列，不仅受到残酷批斗，连世代居住的“庆仁堂”房产也被没收归国有，连同姨太和身边唯一的儿子熊雍盛被下放到石柱县中心公社人和大队，后又迁至建塝大队马龙桥务农，全家挤在一间极其简陋的茅屋里。从1957年冬到1959年秋的两年时间里，年过古稀的熊先生，仍要忍受“点起亮吃饭，天亮就开干，中午不休息，晚上加一班”的“大跃进”生产劳动，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熊先生仍坚持读书写诗、以抒己怀。现以其中二首以飨读者。
（一）
七绝《闲居呤》
陋室独居不用愁，历经风雨七十秋。
一篇诗句一樽酒，是进一忧退一忧。
（二）
七律《马龙桥即景》
我居此地意如何，屋小容身诗兴多。
桥上风光凭客览，道旁凉水供君喝。
绿荷嫩叶浮池盖，黄桷娇姿着地拖。
景物天成难画绘，谁怜岁月不蹉跎。
1959年秋，经四川省委统战部过问，熊先生被革去“右派分子”帽子，安置到石柱县人民医院任中医师。熊先生为了感激党和政府的关怀，风烛残年的他，总是以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去弥补昨日浪废的时光，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热情去完成对明天的祈愿。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熊先生面对满医院的干肿病人叹息不已，并将在海外的子女们邮回的奶粉、饼干、白糖等食品中的大部分无私地去接济那些饿得濒临死亡的人们。当然，也有饿倒在路边向死神靠近的觉悟者，宁愿饿死也不要他送给的“糖衣炮弹”。1982年，当时任四川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张秀熟同志知道熊先生所经历的蹉跎岁月时，泪流满面地说：“我们对不住这位老朋友，特别是我，更愧对熊先生。”
养儿育女 教子有方
熊福田先生膝下有14个儿女，其中太太生育9个，姨太生育5个。在重庆解放时，太太随长子熊鼎盛、次子熊丸等5个子女去了台湾。熊先生及其9个子女留在大陆。除留在身边的三子熊雍盛外，基乎都是高学业，其中有5个子女在国外留过学，熊先生的子女无论在台湾和海外乃至大陆，对社会多有贡献，对国家颇具影响。其长子熊鼎盛，曾历任湖北省地政局局长，西南长官公署副秘书长，授中将军衔。去台后任台湾地政署署长，亚洲土地改革协会副秘书长，直接实施了台湾的土地改革，1988年8月病逝于台北市。熊鼎盛病逝后，国民党《党中央日报》头版头条刊登讣告，当时的国民党台湾军政要员全部到灵前告别，并为其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次子熊丸，曾留学英国、美国和德国，获有该三国医学博士学位，是享有盛名的心脏学专家。曾历任国民党陆军医院院长，蒋介石侍从室医务主任。授中将军衔。去台后，任台北市医院院长，台湾省卫生局局长，台湾“行政院”卫生署顾问兼台湾中兴医院院长、圆山饭店董事长等职。1992年准备回渝探亲扫墓，在临行前突然身体不适而未能成行。次女熊盛荷，留学英国，曾任国民党驻英国伦敦领事馆参赞。其夫何思可，四川内江人，曾任国民党驻英伦副领事。英台断交后，全家大小侨居英国伦敦。四女熊盛渝、五女熊盛石，都侨居美国。熊先生在大陆的子女，有水电、机电专家、有歌唱家、有大学教授、主治医师。他们的德与才，与熊先生教育有方是分不开的。
斯人长逝 魂归故里
熊福田先生在他77岁生日之后，由于年老体弱、疾病缠身、经医治无效，于1963年2月29日与世长辞。在他病重和逝世时，由于环境使然，身边只有与他相依为命的姨太付仲芬女士和第三子熊雍盛在场，加之当时的条件受限，只能将熊先生遗体安葬于石柱县城南牛石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回顾历史，总结历史教训时，石柱人民自然不会忘记故乡的这位人中之杰。1979年，为其纠正被错划右派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2年按辛亥革命老人遗属政策对其姨太付仲芬女士实行生活定补；将其三子熊雍盛安排在西沱镇医院工作；1983年将熊先生祖业房产全部归还给其遗属付仲芬女士。同年，石柱县人民政府拨专款，将熊先生陵墓迁回西沱镇故里安葬。令熊先生亲属感动的是，1984年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成立时，县委、县人民政府给熊先生在大陆和海外的亲属子女发去专函，热情邀请他们回故乡参加庆典。时任石柱县委书记王昭一在接待熊先生亲属座谈会上，代表县委、县人民政府为熊先生在当年受到不公正对待表示深深的歉意，使得熊先生的亲属子女们热泪盈眶。侨居英国伦敦的熊盛荷夫妇未能前来，但送来了她夫妇书写的一幅对故乡充满深情厚意的贺联。联曰：“言信行笃，土家族承中华之儿女；山高水长，玉带河映故里之风光”。同时，熊盛荷女士为感谢中国政府对其父的公正评价，便将英国出版的刊有邓小平在黄山的杂志封面翻拍成照片，连同她亲笔书写的充满热情洋溢的感激邓小平的信寄给在重庆的大姐。笔者当时得知这一信息后，采写了《侨务政策得民心，伦敦来信谢小平――“英籍华人熊盛荷来信感谢并寄上邓小平在黄山彩照”，“石柱土家自治县诞生，贺联从伦敦飞来”等新闻稿，经中国新闻社发往海外，被国内外多家媒体刊用和转载。当熊盛荷女士在英国看到华文报刊登的报道后，又给亲属来信说，“我们家的喜事在英国侨界激起了一潭清水”。
熊福田先生逝世45周年了，仅管时光渐行渐远，但他的生命历程和高尚的人格魅力，依然展现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永远活在石柱老区人民心中。故乡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人中之杰，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忠实的朋友。川、渝两省市的党史、地方史、文史已重重地记录下了他的历史功绩，熊福田先生的英名将会流芳百世。熊福田先生地下有知，也会含笑九泉了！
作者简介：哈正武，男，现年57岁，曾任石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兼台办、侨办、外办主任，地方志办公室主任，2001年提前退休，现任石柱县老区建设促进会办公室主任。联系电话：13896492228
